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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世界遗产

1994年以来,为保护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强了文化遗产的监测工作,将存在严重问题的遗产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敦促遗产所在国家采取措施修复和保护文化遗产。《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设立是为提醒国际社会,部分文化遗产正在受到威胁。

截至2012年,经过更新的《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中共有28个国家的38项世界遗产(包括文化遗产19项和自然遗产17项),其中濒危遗产数最多的国家是刚果(金),有5处;美国大沼泽地国家公园第二次进入名单;中国没有世界遗产位列"濒危名单"。详见下表:

科托尔古城黑山

朱贾国家鸟类保护区塞内加尔

恩戈罗保护区坦桑尼亚

阿波美皇宫贝宁

巴赫莱要塞阿曼

维利奇卡盐矿波兰

杜布罗夫尼克克罗地亚

普利特维采湖群国家公园克罗地亚

斯雷伯尔纳自然保护区保加利亚

吴哥古迹柬埔寨

桑盖国家公园厄瓜多尔

黄石国家公园美国

伊其克乌尔国家公园突尼斯

雷奥普拉塔诺生物圈保留地 洪都拉斯

布特林特 阿尔巴尼亚

伊瓜苏国家公园 巴西

鲁文佐里山脉 乌干达

亨比古迹群 印度

提帕萨 阿尔及利亚

加德满都谷地 尼泊尔

巴库古城及城内的希尔凡王宫和少女塔

阿塞拜疆

科隆大教堂德国

科隆群岛厄瓜多尔

科迪勒拉山的水稻梯田 菲律宾

拉合尔的古堡和夏利马尔花园巴基斯坦

世界遗产受到的威胁是多种多样的,如"年久腐变"、"蜕变加剧",就是威胁一些世界遗产的因素,同时世界遗产还遭受到自然灾害、战争与武装冲突、环境污染、日益城市化与迅速发展的旅游业等等,都使世界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但是,对世界遗产最大威胁来自我们自身,即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对遗产的漠视和模糊认识。

因此,在所有人特别是在年轻人中普及世界遗产知识,唤起和提高人们对世界遗产的保护意识,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最迫切的任务。

具体来说,世界遗产遭到破坏的因素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由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这类因素并不在人类的控制中,大多数属于"天灾",如:火山、地震、洪水等等;另一类则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破坏,如战争、采矿、城市和旅游的发展等等。

《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实施,为全人类共同保护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建立了一个有效的保护制度。遗产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不仅是"金榜题名",更意味着保护的责任。根据上述公约,自1994年开始,世界遗产委员会加强了世界遗产的监测工作。监测工作是根据国际公认的世界遗产保护准则对各个世界遗产地的保护状况定期进行专业检查、审议和评估,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详尽的报告。世界遗产委员会根据报告对该遗产地保护状况做出评定,包括肯定与鼓励、情况通报、建议国际援助或合作,乃至将存在严重保护问题的世界遗产地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等,以保障该国的世界遗产被持续、永久地保存。[ 注:关于监测内容的详细情况请参阅【世界遗产监测】。]

列入条件

濒危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 in Danger)是针对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的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景观遗产以及文化和自然复合遗产而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依据检测结果进行评估,一旦该遗产地具备如下条件,则它可以被认定是濒危世界遗产。这些条件包括:

第一, 遗产地具备世界遗产的资格,即遗产地本身就是世界遗产。

第二, 由于以下原因,面临被毁坏的危险:

1. 蜕变加剧;

2 . 大规模公共或私人工程的威胁;

3. 城市或旅游业迅速发展计划造成的消失危险;

4 . 土地的使用变动或易主造成的破坏;

5. 未知原因造成的重大变化;

6 . 随意摒弃;

7 . 武装冲突的爆发或威胁;

8 . 灾害和灾变,如火灾、地震、山崩、火山爆发、水位变动、洪水、海啸等。

第三, 有关该遗产保护的国际合作已经十分必要。

第四, 要有本国濒危遗产地的援助申请,这种援助必须是有效的。要求援助的申请可以由世界遗产委员会任何一名成员或其秘书处--世界遗产中心提出。

根据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濒危世界遗产名录》(List of World Heritage in Danger)是指那些遗产地的保护"需要采取重大行动的,并为实施保护业已申请了援助"。其设立的目的在于引起遗产所在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在遗产地明显受到自然因素和人类干扰的情况下强调保护遗产地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使其高度重视即将到来的危险,从而尽快采取措施拯救人类共同的财富。

列入濒危名单并不是一种惩罚,而更是鼓励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去拯救它们。作为第一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基金可以帮助提供紧急援助。

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通常需要首先由遗产所在缔约国提出援助申请,由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任一成员或世界遗产中心提出列入建议,最后由世界遗产委员会讨论决定。

某项遗产一旦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经过一系列努力措施后,如果解除了相应的危险与威胁,经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估,可从《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去,摘掉"濒危"的帽子。但如果会员国政府不能保证在一定的期限内通过采取必要的措施有效保护该遗产的价值,并使遗产地最终失去了作为世界遗产的价值,该遗产项目也将可能被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

在1982年的世界遗产大会上,ICOMOS强调,世界遗产面临的危险并非都很直观,有"突出的危险"和"潜在的危险"(ascertained danger and potential danger)同时存在。当一项遗产受到了威胁,而这种威胁会对其世界遗产价值产生负面影响时,这种危险是可以确定的,这里是说具体的危险和证明是即刻要发生的或者"潜在"的危险。将任何一项遗产列入濒危名单,要求世界遗产委员会与有关公约缔约国协商,制定并通过一项采取正确措施的计划,之后还要对该遗产地实施监督。为了确保不将一个遗产地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应尽快采取一切可以恢复其遗产地价值的措施。

关于濒危世界遗产的问题,诸如如何评定、依据什么标准、从1979年开始的每届大会中都是必需的审议程序。而且在实际操作当中,损害人类和平进程现实事件及国际局势的突发变化,是影响《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内容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直接威胁到世界遗产项目的不利情况,会及时地体现在《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变化中。一个让人们感到沉重的事实是,随着《世界遗产名录》每年不断增长,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总数也在缓步增加,而且有的遗产已被列入多年仍然没有脱离。

处于危险之中的濒危世界遗产都需要进行特殊的监督和紧迫的保护措施,一旦被评定为濒危遗产,该遗产地就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中。尽管世界遗产委员会向来都宣称,设立濒危名录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此举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以提醒各国政府和公众舆论,有一些具有很高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正受到自然力和人类行动的威胁,应对其采取紧急保护措施,使其尽快脱离危险的保护状态,因此没有丝毫惩罚性色彩。

然而,面对是否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各国的态度不一。对于濒危遗产所涉及的主权国来说,列入濒危世界遗产,虽然可以获得资金、技术的更多援助,但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这个国家在世界遗产保护上,没有做得十分到位。特别是如果当主要原因和责任在本国,而非不可抗力或外来因素造成,那么被列入濒危,实际上也是明确地表达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对遗产所在国家保护不力批评,也是一种"制裁"。

因此,有的国家将是否列入该名录与本国的名誉和主权联系在一起,更把被列入濒危视为奇耻大辱,因此只肯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不肯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或是因其认为没有对世界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违反了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有损于其国家的荣誉,所以尽量采取保护措施,以避免本国的世界遗产被列入濒危名录。

不过,也有一些国家的主管机构或专家则由于认识到自己国家的世界遗产保护力量有限,为了吸引国际社会关注自己的问题,而主动提出将受到严重威胁的世界遗产列入濒危名录,从而借以要求在资金及技术上获得更多支持也援助的待遇;或是为了促进本国政府和公众关注本国的世界遗产,改善世界遗产的管理条件,也乐意将那些管理不力的世界遗产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不论遗产地所在国的态度如何,客观地讲,《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确立对各缔约国政府和公众起到了警示、约束和督促的作用。一旦某一遗产地被列为濒危世界遗产,该遗产地所有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将受到一定的影响,对该国遗产地管理机构和政府也会产生一定的压力。而将处于危险之中的世界遗产列入濒危名录,通常是有效地、及时地满足保护要求的唯一途径。

一个项目同时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从理论上讲是很矛盾的,要具备两种"身份",各自都有法定的条件。当一个遗产项目有严重瑕疵的时候,就意味着它在申报条件上的欠缺,被批准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而另一方面,在正常的情况下,即使整体基质符合世界遗产条件,但如果所在国政府懈怠、环境污染、过度开发等方面的原因导致遗产保护不利,遗产的批准一般会适当延期,或其申报会被否决。而假如遗产面临的威胁来自一些非和平因素(如战争)或是自然的不可抗力(如灾害),同时取得"双重身份"就具备了可能性。

因此,在程序上首先被批准为世界遗产,随即就有了成为濒危世界遗产的资格;其次,符合濒危遗产的其它条件,便可进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同时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特别意义在于,将这些遗产的极高价值与所受的威胁都同时且鲜明地呈现出来,二者的强烈反差将促使人们加深对其的重视程度,迅速采取行动,从而也加快了其成为世界遗产的步伐。

位于前南斯拉夫的科托尔(现属黑山)是一座港口城市,城内以12世纪的罗马式建筑圣特里芬教堂为主,拥有4座罗马天主教教堂、宫殿和广场等具有欧洲文艺复兴风格的中世纪建筑。1979年由于地震,城市建筑遭到了严重的毁坏。在当年召开的第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世界遗产委员会应当时的南斯拉夫政府的请求,将科托尔自然、文化和历史保护区(Natural and Culturo-Historical Region of Kotor)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成为自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生效以来,第一个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

随后,国际社会对该城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修复,直到2003年第27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认为该城由于地震原因所造成的损坏已经得到明显的改善,才决定将其从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中去除,但还是要求该国注意由于城市化给世界遗产所造成的威胁,并制定一个管理规划递交2004年的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审议。

耶路撒冷古城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古城是不规则的四边形,现今的城墙是400年前土耳其苏丹苏莱曼时代重建的,最主要的城门有4个,即雅法门、大马士革门锡安门和狮子门,它们按罗盘针所指的四个方位建造,分别通向国内的四座主要城市。城内的街道至今大都保持其当年的罗马式布局。古城内现存主要的著名古迹还有,犹太教希律圣殿的西墙(即:"哭墙");圣岩清真寺和艾格萨清真寺;圣墓大教堂,又称复活教堂,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遇害并复活的地方建起的教堂;受难之路,又称多洛罗萨路,据说耶稣当年就是沿着这条路走向刑场的。

1981年,耶路撒冷古城和城墙(Old City of Jerusalem and its Walls [site proposed by Jordan] )被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特殊的宗教地位,并处于长期冲突之中,使其格外触动各方面敏感的神经。但由于无序的城市发展、观光旅游又缺乏必要的维护,导致城市建筑老化,在1982年12月的第6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又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了第二个濒危世界遗产

然而其特别之处在于,是由约旦实施管理和保护权,且在《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中其名称的后面都标注了"约旦提出"的字样,并被予以单列,没有归属任何国家名下。

1980年第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约旦政府提出将耶路撒冷古城及其城墙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请求,按照世界遗产公约的有关规定,一项世界遗产的产生,首先要由缔约国向世界遗产委员会递交一份申请。将世界遗产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要和有关国家进行协商。而约旦显然不符合这样的规定,但是考虑到耶路撒冷特殊的国际地位和所具有的独特的价值和宗教、文化方面的重要性,世界遗产中心接受了约旦的申报,并派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专家,帮助申报内容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在1981年的第5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进行审议时,虽然与会代表多少对由约旦政府提出申报存在着一定的看法,但是在最后表决时还是得到多数代表的支持,获得了通过。以色列由于是非缔约国,其参会的要求被拒绝。会议由于对耶路撒冷古城和城墙列入濒危遗产的请求不能达成一致的看法,决定推迟到第6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审议。随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应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要求,对其保护状况进行了评估,但是由于当时的形势,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专家没能进入耶路撒冷,只提交了1970年-1980年保护状况的报告,认为符合列入濒危遗产的条件,该遗产地存在潜在和已有危险。

在1982年的审议过程中,约旦代表呼吁委员会注意耶路撒冷古城遭受到的严重和特殊的危险,特别是宗教财产和毁坏,城市发展规划造成的威胁,由于缺乏必要的维护和有责任和管理,给古建筑所造成的破损。美国代表强调耶路撒冷在建筑和精神遗产方面重要性的同时,反对将其列入濒危名录,强调遗产地必须位于申请国的境内,以该国的立场看,约旦不具备世界遗产公约第26条所规定的资格。另外,提出应该征得以色列的同意,因为它实际控制着耶路撒冷,并认为目前城市建设不构成严重和特殊的损毁。许多代表支持将其列入濒危名录,一致认为耶路撒冷古城和城墙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宗教、文化方面的重要性,呼吁必须作为完整的一部分对它加以保护,任何对它的组成部分的威胁都构成对它的危险。最后,以14票赞成、1票反对和5票弃权,耶路撒冷古城和城墙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瑞士作为成员国表示弃权,认为耶路撒冷城既不位于约旦,也不位于以色列境内希望获得耶路撒冷目前保护状况的更确切的信息。阿根廷、尼泊尔等国在表示赞成时,强调此举没有政治上的暗示和不能被看作任何国家对于该城市政治或者是统治权的声明方式。

濒危世界遗产表达人道主义关怀,不以任何民族或宗教的文化取向为立场,只以主体价值为原则,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因而,这个变化频繁的《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触角是敏感的,随时为捍卫自己遵循的原则而发出声音,采取行动。

武装冲突下的世界遗产保护问题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早在195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通过了《关于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TH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 (THE HAGUE, 1954) ,即《海牙公约》,然而当战争爆发的时候,被影响到的世界遗产却与与普通百姓的生命一样,大量的被无辜地沦为牺牲品。它们遭受的破坏或面临的威胁,是道义和法律都不允许的;而在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面前,那些本就饱经沧桑的世界遗产也与当地居民一样难逃厄运,其危险、恶劣的处境与沉痛的创伤无不牵动着全世界众人民的心。

紧要关头,濒危世界遗产通过其严格程序及《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描述记录,表明态度、积极回应,提醒人们对其予以重视。

上世纪前南斯拉夫联盟的动荡局势曾把巴尔干半岛地区原有的一些世界遗产遭受不同程度的影响,武装冲突更使亚得里亚海边的中世纪古城杜布罗夫尼克直接受到重创。杜布罗夫尼克古城有始建于8世纪的古城墙,并因其简洁优雅的老城区完美地融合了哥特式、文艺复兴和巴洛克等中世纪风格,而成为瑞士艺术史学家雅各布哈特笔下的"作为艺术品的城邦"。这座文化名城只在1806年遭到围困,除此之外还未经历过战火,长达1940米的城墙和堡垒等气势宏伟的防御工事保存得完好无损。1979年杜布罗夫尼克古城(Old City of Dubrovnik)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成为世界遗产,然而就在1991年秋季,当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军队向其民动进攻后,仅一年之内大约有多达2000枚炮弹落进了城墙环绕的市区,炸毁了824座古建筑中的563座,损坏了城中三分之一的屋顶。这片屋顶有名的城市"第五面",曾经为杜布罗夫尼克的美丽与和谐增光添彩。城里所有的古迹,无论公共建筑、教堂、住宅、甬石路、雕塑,都可能遭到灭顶之灾。轰炸一开始,杜布罗夫尼克就上了《濒危世界遗产名录》。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技术上和资金上予以了协助,克罗地亚政府和来自世界各国的建筑师、雕刻家、修复人员和其他各行各业的专家历时七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功地完成了包括修复弗朗西斯克和杜米尼克修道院的外观及重建宫殿在内的绝大部分工作。1998年12月,杜布罗夫尼克古城的名字终于从《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上消失了。

阿富汗巴米扬山谷是拥有众多佛教洞窟和伊斯兰时期防御建筑的古遗址群,其见证了从公元1世纪至13世纪期间以古代巴克特里亚文化为特征的艺术和宗教发展。正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佛教艺术的干达拉流派兼收并蓄了各种文化影响。然而就在2001年3月,由于受到武装冲突的威胁,导致山谷内的巴米扬大佛(由两尊分别高53米和58米石雕佛像组成,是举世闻名的世界最高石雕立式佛像),被塔利班组织执意动用炸药、火箭和坦克炮等手段,历时20天彻底摧毁。此外,许多洞窟还面临着倒塌的危险,一些佛像被炸后残余的壁面在不断受到侵蚀,盗运和劫掠文物事件经常发生,而且山谷内的一些地方由于埋有炸弹而无法进入……残酷的战争暴行引起全世界震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亦做出了较快反应,就在当年6月25日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提前在巴黎召开,会议用大量的时间紧急研究巴米扬被毁的问题,并讨论了类似情况下的措施和策略,甚至还出现了要求设立"反人类共同遗产罪"的提议。所有这些,促使巴米扬谷文化景观和考古遗址(Cultural Landscape and Archaeological Remains of the Bamiyan Valley)于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27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批准为世界遗产,同时其也被列入了《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伊朗东南部的古城巴姆地处伊朗高原东南边缘的沙漠环境中。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波斯阿赫美尼德王朝(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巴姆古城地处重要的贸易路线十字路口,以生产丝绸和棉制服装而闻名于世。巴姆城堡是使用本地的泥土技术修建中世纪要塞城镇的代表性范例。2003年12月,巴姆古城遭遇大地震,突然降临的地质灾害造成具有2000年历史的砖泥结构城堡受到毁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4年6月召开的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为表明保护巴姆古城的紧迫性而启动了紧急动议,使得巴姆古城和文化景观(Bam and its Cultural Landscape)得以同时登录《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截至2011年

所属国家

遗产地名称

类 型

除名时间

阿曼

阿拉伯大羚羊保护区

Arabian Oryx Sanctuary

自然遗产

2007

德国

德累斯顿易北河谷

Dresden Elbe Valley

文化景观

2009

红牌罚下--当世界遗产成为"世界遗憾"

世界遗产不仅仅是属于本国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中明确规定,作为一个公约缔约国,它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保护、保存、展出本国领土中的文化与自然遗产并把它完整地传承给后代。并且还规定缔约国不得故意采取任何直接和间接损害本国和他国世界遗产的措施,假如一个缔约国不能履行它的义务,其政府不能保证在一定的期限内通过采取必要的措施有效保护该遗产的价值,并使其遗产地受到严重威胁和破坏,并最终失去了作为世界遗产的价值,该遗产项目也将可能被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不过,这项规定在公约生效后的30多年里从未运用。

然而,2007年6月29日世界遗产委员会在新西兰召开的第31届委员会会议上做出了一项空前的决定,将位于阿曼的珍稀羚羊的栖息地--阿拉伯大羚羊保护区(Arabian Oryx Sanctuary)从《世界遗产名录》中予以除名。这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自1972年开始生效以来,第一项被除名的遗产地。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于缔约国未能依据《世界遗产公约》的规定,履行遗产保护义务表示遗憾。

"阿拉伯羚羊保护区"是濒危阿拉伯羚羊惟一的自由生存地,也是波斑鸨等其他几种珍稀动物的栖息地,曾因为成功地重新引进羚羊,使沙漠生态系统有着独特性和多样性的一个成功典型。但由于阿曼方面违反《公约》业务准则,准备将1994年列入《名录》的保护区面积缩减90%。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这一举动将损害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况且由于受到偷猎和栖息地退化的原因,造成种群数量减少,1996年时保护区内的阿拉伯大羚羊种群为450头,如今却只剩下65只,其中只有4对具有繁殖能力,这些动物前途难测。

在与"阿拉伯羚羊保护区"当地保护组织进行深入沟通并指导其保护工作也未见成效之后,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阿拉伯羚羊保护区"的价值和完整性已经受到了破坏,最终决定将保护区开除出局。

在2009年召开的第3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出决定,将德国的风景胜地德累斯顿易北河谷(Dresden Elbe Valley)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原因是当地政府坚持在河谷建设一座长635米、四车道宽的跨河大桥,此举破坏了河谷风景。这是继2007年阿曼阿拉伯羚羊保护区被除名后,世遗大会作出的第二个除名决定。德累斯顿易北河谷长18公里,保存着18世纪到19世纪的景观和巴洛克式建筑,200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6年,当地政府为缓解交通堵塞,计划在河谷中心地带修建一座桥梁,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此坚决反对,当年将其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并警告不排除将其除名的可能性。世界遗产委员会曾建议修建一个地下通道替代在地面修建桥梁,而德国联邦政府甚至承诺为德累斯顿提供联邦援助资金,用于修建地下通道,但当地政府却都没有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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