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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宪彝

朱宪彝,临床内分泌学家和医学教育家,中国临床内分泌学的奠基人之一。20世纪30年代以代谢性骨病的钙磷代谢系统的研究闻名于世,成为国际代谢性骨病钙磷代谢研究的先驱者。1950年代后他倡导并主持地方性甲状腺肿和克汀病的研究,使中国在这一领域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在医学教育方面,他创建天津医学院,并首倡与综合大学合办八年制医学教育试点班、恢复高等护理教育专业、推行医学本科毕业生二次分配制度。

内分泌学家,教育家。男,1903年1月出生,天津市人。1930年北平协和医学院医疗专业毕业获博士学位,1984年12月逝世。由于先生对遗体捐献事业做出了贡献及表率,在天津元宝山庄生命纪念公园内的天津市遗体捐献者纪念园有朱宪彝先生的纪念雕像。

1936年至193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研究。教授,历任天津医学院院长,天津市内分泌研究所所长,河北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内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内分泌学会主任委员,卫生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地方病领导小组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碘缺乏病专家组组长,全国一至五届人大代表,天津市一至九届人大代表,中国科协委员,天津市科协一届副主席。

是我国临床内分泌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也是杰出的医学教育家,天津医学院的创建人。从1934开始在协和医院工作至80年代,在代谢性骨病的研究上一直居国际领先水平。首先预言VitD的活化要在肾脏进行,约20年后才被美国学者证实。提出的"肾性骨营养不良"的命名,迄今仍被使用,被国际上尊称为"代谢性骨病的现代知识之父"。50-80年代在碘缺乏病的研究上,一直居国内领先水平,对甲状腺功能"代偿、失代偿、正常"的三种类型的分类、命名和有关研究居国际领先水平,推动了碘和脑发育的基础研究,使基础研究工作进入国际领先水平。对碘缺乏病及甲状腺疾病的研究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三等奖。主编了《内科学》、《内分泌学》、《代谢性骨病学》等专著,发表论文56篇。培养硕士研究生6名、博士研究生2名

父命之下改学医科

医学教育奉献毕生

朱宪彝,字良初,其高祖父、曾祖父都曾是在天津经营金银首饰的商人,虽然没有天津"八大家"那样声名显赫,倒也殷实富裕,有房产几处,都在老城厢一带。他们都遗憾自己远离翰墨,不近书香,于是只能寄厚望于子辈。朱宪彝没有辜负祖先的希望,从北平协和医学院毕业后不仅获得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更创建了全国解放后第一所高等医学院校---天津医学院,并担任院长33年。

1922年,朱宪彝中学毕业,他不愿意谋求银行、铁路、海关等俸禄优厚的职位,而幻想着走"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道路。于是,他曾想报考南开大学哲学系专攻哲学,探求万物的奥秘;也想报考北洋大学数学系,觉得定能有所作为。而对于医学等应用科学,他自己毫无兴趣,认为中国经济落后,这些学科难以迅速发展。可是,父亲偏偏让他报考中国的最高医学学府---北平协和医学院,希望他将来独立开业,万事不求人。朱宪彝听从了父亲的意见,以几乎全优的成绩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而且由于成绩名列前茅,第一年就获得了奖学金。学习中,他领会到医生是造福人类的崇高职业,最终立志献身医学事业。

创办天津医学院,是朱宪彝对我国医学教育事业的特殊贡献,也是他作为医学教育家的新的里程碑。解放前的天津曾经有过高等医学教育的记录,北洋医学堂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培养西医的高等教育机构,河北医学院在抗战后也曾一度迁来天津,但解放后又迁回保定。天津市中央医院于1946年正式开诊后,也曾想和南开大学合办医学院,但因时局动荡没能实施。而天津拥有大批的中西医学专家,全国知名人士也大有人在。能否在天津创办医学院校,一直为朱宪彝等有志之士所关切。1951年6月,朱宪彝被正式任命为天津医学院院长。对于这个任命,他是亦喜亦忧,喜的是如愿以偿,忧的是个人能力有限,恐有负重托。

可朱宪彝确实是一位精于筹谋的实干家。自任命后3个月,他就完成了筹建医学院的大部分工作:与南开大学谈妥了医预班教学事宜;购买了南开大学东院房舍(即甘肃路原天津医学院校址);选派临床教师赴北京等地高等医学院校进修基础医学、筹建基础教研室;与正在国外工作的医学家联络,争取回国执教;选聘有才学的教师来院任教;设计基础课实验室,并着手订购仪器设备;物色精干的秘书、行政及工勤人员,建立行政机构。到9月份,第一批50名本科生就正式进南开大学生物系学习医预科了。又经过一年的紧张工作,新校舍基本安排停当,进修教师陆续返校工作。1952年10月15日,天津医学院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朱宪彝激动得眼睛里噙着泪花。是成功的喜悦,也是感激的深情,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终于流出了热泪。在朱宪彝的领导下,天津医学院逐步成为天津市医疗、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核心力量

1984年12月25日上午,朱宪彝教授正在家伏案工作时,心脏病猝发,没来得及抢救,就永辞人间了。其实,朱宪彝之前已经病了一个来月了,院领导和同事们都劝他早日住院治疗,可一次次的劝说却被他一次次推辞。就在他逝世前的20分钟,他仍然沉静地向秘书交待着一件又一件要做的工作。按照朱宪彝的遗嘱,他的两万元存款全部交给天津医学院作为奖学金;全部藏书和期刊交图书馆公用;他的一套私人住房交给学校使用;他自己的遗体献给医学事业。他什么也没有带走,什么遗产也没有给子孙们留下,而是把毕生所得都无私地奉献给医学院,奉献给了医学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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