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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主义

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指认定政治权威最终来自人民同意的原则,拒绝接受君主和王朝统治原则。共和主义是西方一种古老的政治传统。一般认为,共和主义是由柏拉图创立,经由西塞罗、罗马法学家发展,到近代的马基雅维利、哈灵顿、弥尔顿,再到卢梭和雅各宾派那里终结,于二战后由汉娜阿伦特复兴。共和思想的精髓、不足及其规避,国内学者刘军宁把共和思想的原则准绳概括为"公"、"共"、"和",共和主义由于其应用范围的深入和广泛,正越来越多地进入公民的生活和思想领域。

分为传统共和主义和新共和主义。 

传统共和主义:

政体形式:与君主制相对而言的共和制,共和国的国家元首是由宪法确定并定期任命的,而非世袭的;其政府职能是法定的、有限的。

自由主义的制度内涵:与混合政体、分权制衡、法治、代议制等宪政原则结合在一起,是对纯粹民主原则的一种节制或限制。

新共和主义:

巴伯认为,新共和主义就是一种强调平等、政治参与和公共精神的政治模式,它区别于以个人取向为特征的自由主义和包含着威权政策的社会主义。

在人类政治史上,共和作为一种政体,“是与君主制相对而言的”。它的起源不仅来自古希腊的民主理论与实践,而且更多的来自亚里士多德对希腊民主的批判。古典共和政体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是由公民美德维系的政体,也就是一种基于道德力量的政体;公民美德是共和国健康的重要标志。“古典共和主义所鼓励赞许的贤德是指公共美德。……公共美德是指为了社会利益牺牲自己的私欲和利益的那种品德,全心全意为公共福利服务的品德。” 与古典共和强调公民的美德与公益心以及公民的义务相比,现代共和主义则强调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强调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现代共和主义突出强调依靠制度的同时,并不放弃美德。与古典共和的美德观相比,其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杰出思想家用自然法思想热情地申张个人自由和权利,深入追问国家的起源与目的,明确提出人们组织政府、结成政治社会的目的是保障自己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自由及权利,并从此目的出发讨论、设计政府的形式,为防止统治者援引公共利益践踏人的尊严、背离公共利益做出了迄今仍无人超越的贡献” 。现代共和所钟情的美德是:自我控制、自我负责、自我实现、自我反思、尊重不同意见、理性、独立、平和。可见,古典共和的美德是集体本位的美德,现代共和的美德则是个人本位的美德,前一种美德并不比后一种美德更先进、更可取。现代共和主义已经与传统意义上的“共和”、“共和主义”有些不同,从总体上来说,现代共和主义与混合政体、分权制衡、法治、代议制等宪政原则结合在一起,它是对纯粹民主原则的一种节制或限制。

共和思想的精髓、不足及其规避 国内学者刘军宁把共和思想的原则准绳概括为“公”、“共”、“和”:

共和主义思想传统在15世纪至19世纪的400年间,经历了从地中海岸到英伦三岛再到大西洋彼岸的北美大陆的演变过程。共和主义的价值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重新彰显,目的是抵制君主及教会所宣称的“天生统治权利”。因此,“自治”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共和主义的第一重要主张,接着先是在17世纪英国政治的变革时代与英国自身的宪法传统相结合,转变成了18世纪辉格党当权派的对手“国民反对派”的思想体系,后又在北美革命和制宪时代演变成美国式的共和主义。到美国建国初期,共和思想被当时的联邦党人所吸收并发扬,这种共和思想对北美的革命和制宪产生过直接的推动。托克维尔也看到,“在美国,人们把共和理解为社会对自身进行的缓慢而和平的活动,它是一种真正建立在人民的明智意愿之上的合理状态。在这种管理体制之下,一项决定都要经过长期酝酿,审慎讨论,待至成熟,方付诸实施。”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结束后,参与宪法制定的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三人,在纽约的报刊上,共同以“普布利乌斯”(Publius,意为“共和”)的笔名,发表了85篇阐明新宪法内容、目的、意义和批评驳斥反对派意见的论文,后编纂为《联邦党人文集》。《联邦党人文集》的主旨就是向美国人民说明联邦政府对美国自由与繁荣的功用,使美国人民相信“这个宪法正是为了建立一个人民的政权”。

美国政治制度建构的一个基石

美国是一个缺乏封建传统的国家,从17世纪初期英国在北美的弗吉尼亚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到18世纪中后期美国独立前,只有短短的一百多年时间。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由于美国是移民社会,它的文化直接来自于欧洲,在北美13个殖民地内部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人民仍然保留了他们各自民族的文化特征和宗教信仰,于是形成了18世纪美国文化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结合,共和主义思想随着大量移民也到达北美,与美国现实相结合,形成了北美人强烈的追求平等、自由、独立的精神,同时也形成了美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和”的原则就体现为各个民族、各种宗教和平共处、相互包容;体现为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联邦党人认为,共和国的特征就是爱好和平。“公”的原则就体现为限任制、权力的分权制衡、定期选举、自由秘密投票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追求独立自治的精神,注重用自己的能力和方式去理解现实的事务,也形成了“在美国,宗教只管宗教方面的事情,宗教事务与政治事务完全分离。”

在中国政治上认为,社会主义发展到最高阶层的时候就称为“共和主义”。中共十三“三步走”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部署与这一思想是密切相关的。中国追求的共和主义是“共治”、“共享”、“和平”,人民的小康生活富裕,防止一部分社会成员对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不公平,各项制度完善;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等理想。在中国实际现状中,这些理想似乎都难以实现。而共和主义的乌托邦性质就不言而喻了。

自由主义参照下共和主义的展示。伯林认为,把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区分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根本理由是,前者信奉古代人的自由或积极自由,而后者则以现代人的自由或消极自由为依归。所谓“消极自由”,在伯林看来,它不仅仅是指绑架或监禁之类物质上的强制,而且还包括口头威胁的强制。从消极的观点看,我是自由的,即我享有不受阻碍和限制的选择权;所谓“积极自由”要求的不仅仅是干涉的阙如,不仅仅是放任自流,它要求行动者采取积极的行动以实现自我控制或自主,我是自由的,就意味着我实现了“自我控制,它暗含着一个人与自己的分裂和对抗”。 佩迪特则认为,共和主义主张的是“第三种自由”,即“无支配的自由”,它不属于现今流行的消极/积极二分法中的任何一种。这种自由观既是消极的也是积极的:“说它是消极的,是因为它要求免于他人的支配,但并不必然要求实现自主,不管人们认为它(自主)的含义是什么;说它是积极的,是因为至少从一个方面说,它要求免于干涉之外的其他东西,它要求防止干涉的保障,尤其是防止建立在专断基础上的干涉。” 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两种民主理路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自由主义认为,现代以来,国家与社会已经分野,国家不能随意侵入社会,政治不能随意侵犯私人领地,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保障公民的权利,而政治正当性的获得主要是依托代议制以及围绕代议制创设的普选制、政党制等一系列制度形态。肇始于17世纪的自由主义理论传统,经过洛克等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家们的进一步阐述,成为近代以来西方社会中一种占主流的政治理论形态。现代自由主义认为,人应该是一个追求一己私利的个体,不是古代城邦中追求道德高尚的公民。“罗马人如果愿意蹲在墙角煮萝卜吃,这是他们的事我们共和国的掌门人应该是快乐欢畅的伊壁鸠鲁和臀部丰满的维纳斯,而不是道貌岸然的马拉和沙里叶。”

在建设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过程中,我们需要从各种文化中汲取资源,这其中不仅包括西方自由民主理念,实际更重要的一块,就是西方古典共和主义传统。事实上,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也包含了"天下为公"、"和为贵"等典型的古代共和理想,这为当代中国吸收西方共和主义政治文明之有价值的部分,提供了充分的本土资源。我们不妨说,共和理想是天下世人之普遍理想,它属于全人类,而不仅仅属于西方。探讨西方古典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当代中国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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