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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陵

邵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咸阳城西北40公里处礼泉县烟霞乡九山上。

邵陵晋避司马昭讳,改原吴昭陵郡置,治邵陵(今湖南邵阳)。隋废。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咸阳城西北40公里处礼泉县烟霞乡九山上。唐太宗李世民(597~649)墓。陵园面积2万公顷,周长60公里,是我国帝王陵园中面积最大、陪葬墓最多的一座,也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帝王陵墓。有陪葬墓180余座,主要有长孙无忌、程咬金、魏征、温彦博、段志玄、高士廉、房玄龄、孔颖达、李靖、尉迟敬德、长乐公主、韦贵妃等墓,还有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社尔等15人之墓。   昭陵依九山峰,凿山建陵,开创了唐代封建帝王依山为陵的先例。据说是因贞观十年文德皇后临死时给唐太宗说要俭薄,“请因山而葬,不需起坟”。(《旧唐书》卷五)文德皇后死后葬于昭陵。关于以山为陵制度的原因,在同年十一月文德皇后葬后,唐太宗撰文刻石的碑上写着:“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山为陵,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好盗息心,存没无累。”这里所说因山为陵,不藏金玉,与其说是为了俭薄,不如说是为了“好盗息心”更恰当些;虞世南上书唐太宗时就说过:“自古及今,……未有不掘之墓。”因此,唐初以山为陵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利用山岳雄伟形势和防盗掘而已。   昭陵工程是由唐代著名工艺家、美术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精心设计的。其平面布局既不同于秦汉以来的座西向东,也不是南北朝时期“潜葬”之制,而是仿照唐长安城的建制设计的。长安由宫城、皇城和外廓城组成。宫城居全城的北部中央,是皇帝起居的地方,皇城在宫城之南,为百官衙署(即政治机构),外廓城从东南北三方拱卫着皇城和宫城,是居民区。昭陵的陵寝居于陵园的最北部,相当于长安的宫城,可比拟皇宫内宫。在地下是玄宫,在地面上围绕山顶堆成建为方型小城,城四周有四垣,四面各有一门。据史书记载,昭陵玄宫建筑在山腰南麓,穿凿而成。初建时驾设栈道,栈道长400米,即230步,文德皇后先葬于玄宫,而栈道并未拆除,就在栈道旁之上建造房舍,供宫人居住,象对待活人一样对待皇后,待太宗葬毕,方拆除栈道,使陵与外界隔绝。玄宫深75丈,石门五道,中间为正寝,是停放棺椁的地方,东西两厢排列着石床。床上放着许多石函,里面装着殉葬品。墓室到墓口的通道上,用三干块大石砌成,每块石头有二吨重,石与石之间相互铆住。据《旧五代史.温韬传》载,“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陵墓的外面又建造了华丽的宫殿,苍松翠柏,巨槐长杨。杜甫在《重经昭陵》诗中说:“灵寝盘空曲,熊罴守翠微。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在主峰地宫山之南面,是内城正门朱雀门,朱雀门之内有献殿,是朝拜祭献用的地方,与门阙距离很近,整个遗址约10米见方,加门阙南面约20米见方的场地,仍然是一个狭小的遗址。在这里曾出土残鸱尾一件,经复原后高1.5米,宽0.6米,长11米,以此件的高度来推想,献殿的屋脊,其高应在10米以上,应该是重檐九间,才能合于比例。门阙之间约5米,恰在献殿正中。由此可推想这座殿堂是多么高大;所有这样的殿宇楼阁构成的建筑整体,又是多么宏伟。献殿南面过20米的场地,是横向的一条深沟,可证这里不可能有别的石刻,也不可能再有别的建筑物。九山属石灰岩质,长期遭受高空风雨的剥蚀,山洪冲刷,不仅山陵建筑无存,就连原有的山势形体亦改变了不少。但仍可略辨当年陵寝构造遗留之痕迹:山势外形逞马鞍形(当地俗称笔架山),南面山体两侧岩层伸出,呈簸箕形状;山腰残存有窑洞、窟窿等痕迹,可能与当年栈道建筑有关。根据文献记载,昭陵建筑时,在南面山腰凿深75丈为地宫,墓道前后有石门5重;墓室内设东西两厢,列置许多石函,内装随葬品。五代军阀温韬盗掘昭陵记载有“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这都可想象这个“山下宫殿”内部寝殿层层窍深和宏丽的情景。   当时地宫外面还有许多木构建筑,建有房舍和游殿等。由于地宫前面四周山势陡峭凸凹不平,往来不便,又“缘山傍岩架梁为栈道,悬绝百仍,绕山二百三十步,始达元宫门”。用栈道连结上下左右,通达地宫的道路。但山上栈道建筑又不能垂直上下,必须左右回绕旋转,这从杜甫所写的《重经昭陵》“陵寝盘空曲”诗句中得到证明。虽然前人的这些记载未必绝对可靠,但从中却可看出其规模的富丽堂皇和工程繁难的程度。昭陵四周当时建筑,根据宋敏求《长安志图》记载:“以九山山峰下的寝宫为中心点,四周回绕墙垣,四隅建立楼阁,北为玄武门,南为朱雀门,周围12里”。   在主峰地宫山之北面,是内城的北门玄武门,设置有祭坛,紧依九山北麓,南高北低,以五层台阶地组成,愈往北伸张愈宽,平而略呈梯形,在南三台地上有寝殿,东西庑房,阙楼及门庭,中间龙尾道通寝殿,是昭陵特有的建筑群。在司马门内列置了十四国君长的石刻像:突厥的颉利、 突利二可汗,阿史那社尔、李思摩、吐蕃松赞干布,高昌、焉耆、于阗诸王,薛延陀、吐谷浑的首领,新罗王金德真,林邑王范头黎,婆罗门帝那优帝阿那顺等。这些石像刻立于高宗初年,反映了贞观时期国内各民族大团结、唐对西域的开拓以及与邻邦关系的盛况。这些石像在早年已遭破坏,今可见者有七个题名像座,几躯残体和几件残头像块。前人曾说这些石像,“高逾常形,皆深眼大鼻,弓刀杂佩,壮哉,异观矣!”从发现的残体来看,石像高不过六尺,连座约9尺许,并未超过常形,头像残块可以看出确有深眼高鼻者,有满头卷发者,有辫发缠于头者,有头发中间分缝向后梳拢者,有戴兜鍪者,但未见有弓刀杂佩者。服装有翻领和偏襟两种,其余则不能确知。仅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这些石刻像也应属于写实之作。   在祭坛东西两庑房内置有6匹石刻骏马浮雕像,驰名中外,曾有诗云:“秦王铁骑取天下,六骏功高画亦优。”这是李世民自己选定的题材。他在隋亡以后,为统一割据的局面,巩固唐王朝新建的政权,南征北战,驰骋疆场,他骑过的六匹马,联系他的战叻。据说当时担任营山陵使、工部尚书、著名工艺家、美术家阎立德起图样,由筑陵石工中的高手雕镌而成的。这六具石雕骏马是在平面上起图样,雕刻人马形状的半面及细部,并使高肉突起,称之浮雕,也叫“高肉雕”。每边三具,皆背靠后檐墙而立。据记载,原石在每块上角有欧阳询书太宗自撰的马赞诗,随后另有殷仲容隶书刻于座上,这些今俱不可见,原诗收入《全唐文》中。六骏的名为“特勒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马呙”、“白蹄乌”。现存西安市博物馆,其中“飒露紫”、“拳毛马呙”二骏,于1914年被盗运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昭陵六骏刻于贞观十年,各高2.5米,横宽3米,皆为青石浮雕,姿态神情各异,线条简洁有力,威武雄壮,造型栩栩如生,显示了我国唐代雕刻艺术的成就。在“飒露紫”中表现了唐太宗在与王世充作战时为流矢所中,丘行恭进前为他拔箭那种亲切形象。昭陵的这些石刻在品类、造型及题材上,既不取生前仪卫之形,也不用祥瑞、辟邪之意,独具一格,所有石刻都是写实,富有政治意义的不同凡响之作。   昭陵的寝宫,是供奉墓主饮食起居的地方,起初建筑在陵墓旁边的山上,后因供水困难,移到山下,称“陵下宫”,在山陵的西南脚下,与南面的朱雀门大致在一条线上,后因山火焚毁,就移于封内的西南方的瑶台寺,距陵18里。据瑶台寺遗址出土的题刻残石看,晚唐时期与建陵同祭于此。这里是守陵宫女住宿之处,不但是皇帝谒陵、公卿巡陵必到之处,也是春秋祭、朔望祭、节日祭、日进食、朝夕祭之处,不是宫人供养如常制之处。   今昭陵下宫遗址未作清理,其规模不可知。   昭陵还分布有功臣贵戚等陪葬墓167座, 已知墓主姓名的有57座,形成一个庞大的陵园。这是援引汉代的制度,唐代从献陵开始。起初只限于赐葬,随后允许申请陪葬,渐次扩到子孙亦可从葬陪陵。据昭陵有碑及出土墓志记载:陪葬者或享受国葬,丧葬所需概由官府;或官为立碑;或赠米粟布帛;或赐衣物;或给羽葆鼓吹等。还有预赐茔地,以便生前就修造坟墓。也有为纪念战功而起冢者,如李靖墓起冢象阴山、积石山;李绩(徐懋功)墓起冢象阴山、铁山、乌德犍山(即郁都斤山);阿史那社尔墓起冢象葱山;李思摩起冢象白道山等。再还有皇帝亲为撰书碑文者:如魏征碑为唐太宗撰书;李勋碑为高宗撰书,更足以说明他们所受的宠荣。陪葬墓的石刻也极为精美,温颜博墓前的石人,魏征墓碑首的蟠桃花饰、尉迟敬德墓志十二生肖图案和石椁的仕女线刻图等,皆为当时艺术精品。从墓内还发现大量的精致的工艺品,例如李绩墓中出土的“三梁进德冠”,花饰俊美,据说唐太宗亲自设计了三顶,赐予最有功之臣,李勋得了一顶。众多陪葬墓衬托了陵园的宏伟气势,加之各墓之前又多有石人、石羊、石虎、石望柱、石碑之属,更能点缀陵园繁华景象。同时也反映了唐太宗时君臣之间‘义深舟楫”的关系。有“荣辱与共,生死不忘”之意。唐太宗能与功臣“相依为命”,既不滥杀功臣,且妥善安置,使能保持晚节,死后还能安葬在一起,这种做法在帝王中实属罕见。   昭陵地面建筑虽被毁坏了,又屡遭战乱的破坏,但陵园遍布着丰富的古迹和文物,还藏有大量的古代美术工艺品及其他文物,有待发现。昭陵博物馆里展示了许多墓碑和墓志,保存了大量的有关唐代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史料,为我们展示了初唐书法艺术的高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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