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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

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是中国清朝政府与朝鲜王朝于1882年(清光绪八年,朝鲜高宗十九年)在中国天津签订的一个不平等条约。它大大加强了清朝在朝鲜的宗主权

朝鲜王朝自1392年建立以来,就奉行事大主义,与中国封建王朝(明朝和清朝)保持宗藩关系。1636年丙子胡乱以后,朝鲜成为清朝的属国。朝鲜奉大清正朔,定期朝贡,并于节庆时遣使朝贺,朝鲜国王、王妃、世子必须经清廷册封,但清廷并无在朝鲜的常驻机构,且绝少干涉朝鲜内政。就两国贸易而言,以朝贡贸易为主要形式,同时允许使团在向皇帝朝贡时带私货在京师会同馆及凤凰城栅门(边门)两处进行交易。两国边民则定期在官方规定的地点进行互市,除此之外严禁人民私自交易。海上也没有往来,禁止渔民互采。因此宗藩关系下的中朝经贸往来非常有限,这也是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19世纪后期,随着国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西方条约体系开始冲击中朝传统关系,这种宗藩关系下的贸易显然远远适应不了近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这种矛盾在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后暴露无遗,日本利用这个条约赋予的特权在朝鲜大肆展开商品倾销,1881年日本对朝商品输出占了朝鲜商品输入约9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固守旧体制的中朝贸易日益衰落,在这种情况下,中朝双方均认为必须采取措施,调整中朝关系以适应朝鲜开港后的需要。

朝鲜久列藩封,典礼所关,一切均有定制,毋庸更议。惟现在各国既由水路通商,自宜亟开海禁,令两国商民一体,互相贸易,共沾利益。其边界互市之例,亦因时量为变通。惟此次所订水陆贸易章程,系中国优待属邦之意,不在各与国一体均沾之列。 兹定各条如左:

《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是中国和朝鲜缔结的第一个通商条约,正如前文所述,虽然它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条约",但抛开当时中朝两国的名分,也可以近似看做一份条约。《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可以一言以蔽之为"新瓶装旧酒",或者用一句洋务派的术语叫"中体西用",即用近代西方条约的形式,来巩固强化中朝两国传统的宗藩关系。所以,该条约的签订可以说是清廷将其控制和干涉朝鲜合法化、正式化之举,也是清末转变对朝政策、使宗藩关系实质化的重要体现。这个条约是宗主国属国签订的彻头彻尾的不平等条约

该条约的意义和作用首先体在经济方面,这本来就是以通商条约,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朝间结束了传统的以朝贡贸易为主的经贸关系,建立了海陆全面通商关系。中国在这个条约中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内地采办权、低关税率、汉城开栈、朝鲜沿岸渔权及沿海航运巡视权等一系列特权。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在朝鲜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因此清朝巧妙地在条约中加入了"惟此次所订水陆贸易章程,系中国优待属邦之意,不在各与国一体均沾之列",使自己顿时在朝鲜占据优势地位。《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带有对日本很强的针对性,朝鲜提议的目的本来就是请中国"夺倭商之利",而中国也急于阻止日本在朝鲜的扩张,因此在谈判过程中大量提及"日人",似乎将"日人"当做经贸上的假想敌。甚至《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可以说是与1个多月前朝日《济物浦条约》相应订立的,是清朝牵制日本对朝扩张的手段之一。此后清政府又与朝鲜签订了《仁川华商租界章程》、《中江通商章程》、《吉林贸易章程》等条约,在朝鲜取得了包括仁川元山等处的租界在内的更多的权益,获得了更多特权。中国商人则自此以后大量涌入朝鲜,并利用这些特权与日本商人在朝鲜半岛展开激烈竞争,在1890年代后一度在贸易方面抢占日本上风。

《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在政治上的意义则甚于经济,最主要的就体现在序言中的特别声明"惟此次所订水陆贸易章程,系中国优待属邦之意不在各与国一体均沾之列",这句话不仅包含了杜绝西方国家利用最惠国待遇"一体均沾"的意图,更明确了朝鲜是中国属邦的事实,实现了清朝自朝鲜开港以来在朝鲜对外条约中加入"属国条款"的夙愿,成为中朝宗藩关系的法律依据。条约中也明文规定朝鲜国王与清朝北洋大臣平级,因此它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总而言之,清朝利用这个条约大大强化了对朝鲜的宗主权,朝鲜也成为了中国名副其实的属国

但是,清朝的如意算盘终究还是落空,而朝鲜代表鱼允中所担忧的"各国援例"也成为现实。当时英国和德国本已在1882年5月《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签订后就依样画葫芦,与朝鲜相继缔结了类似的通商条约。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订立后,他们不满中国在朝鲜独占了如此多的特权,所以拒绝批准业已缔结的朝英、朝德条约,寻求缔结新条约以攫取更多特权。正好朝鲜统治者及开化党人也欲摆脱清朝的干涉与控制,所以英、德两国就利用这一心理,对朝鲜展开工作,在朴泳孝使团访日时就达成了修订新约的共识。1年后的1883年10月,英国和德国使臣巴夏礼和擦贝一起来朝鲜修约,当他们提出低关税等一系列特权时,朝鲜外衙门官员面有难色,反对修约。但掌握实权的朝鲜王妃闵妃却主张同意英、德的要求,她说:"以理言之,彼听我愿,我不可不从彼几条之愿;以事言之,英、德使若不定约而退去,是使清国人拍掌大喜,必尤骄陵,其利害如彼,而若……徒争七五之轻(指7.5%的低关税率),则英使岂不以为朝鲜人无知妄贪乎?"因此朝鲜方面很快改变态度,同英国和德国修订了新的通商条约。

在新的《朝英修好通商条约》和《朝德修好通商条约》中,除了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设立租界等特权以外,不仅确立了出口税5%和进口税7.5%的低关税率,还开放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中由清朝垄断的汉城杨花津及内地通商权。此前日本在1883年7月与朝鲜新定《朝日通商章程》,规定了日本货物进口税5%、纺织品8%及朝鲜货物出口税5-10%的低关税率,并确认了日本的最惠国待遇。于是,日本、美国等列强就绕开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通过最惠国待遇攫取了《朝英修好通商条约》中的特权。而清朝的李鸿章得知朝鲜修约的消息后,并不重视通商特权的修正,只关心这些条约是否像《江华条约》那样公开否认中朝宗藩关系,由于没出现公开否认的情况,所以就听任朝鲜修约。因此,《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中所规定的中方特权还是被列强瓜分殆尽了,仅在明文规定宗藩关系的条文上保住了宗主国的面子;而朝鲜为牵制清朝而与英、德修约,也付出了很大的利益代价。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日本控制了朝鲜政府,并强迫其与清朝断交,废除《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1894年7月25日(阴历六月二十三日),朝鲜督办交涉通商事务赵秉稷知照清廷驻朝官员唐绍仪,宣布《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及《中江通商章程》、《吉林贸易章程》作废。1899年9月,中国和大韩帝国恢复邦交,以平等的《中韩通商条约》取代《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从此中国和朝鲜半岛首次建立了平等外交关系,《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所代表的实质化的中朝宗藩关系也成为了历史。

《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在当时便引起了许多朝鲜人的不满,比如作为开化党的尹致昊在日记中写道:"是日,邮便报知新闻载韩清通商条约(即《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其大意待他记,大体我君与北洋大臣同等,而全以属藩言之,不胜伤心也。"到了现代,史学界一般认为《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是一个清廷强加给朝鲜的不平等条约,因此多有批判。如朝鲜学者称"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在天津缔结了","随着清日两国势力的不断渗透和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争相侵略,封建朝鲜的政治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韩国历史学家姜万吉指出,壬午兵变后,清政府"更加深入地干涉了朝鲜的外交和内政,并与朝鲜签订《朝中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等贸易条约,在经济的侵略方面,走在了日本的前面"。甚至还有美国学者称:"这些章程甚至一点都没有经由朝鲜国王同意的迹象"。也有韩国学者对朝鲜王朝一方进行反思,认为当时的朝鲜官员"还缺乏近代意义的民族自觉",同意将"属邦关系"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以致陷于被动。

该条约的不平等性及对朝鲜主权和尊严的损害固然是一方面,但也应注意到这个条约本身就是朝鲜提议的,甚至朝鲜主动称"既行通商驻使,则可妥议章程,而惟仰上国之裁定耳",因此《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不能完全说是强加的条约,而其不平等性也是由于宗藩关系等历史原因所致。而且担当朝鲜一方代表的鱼允中并非对清朝百依百顺,在谈判过程中尽力彰显自主性,维护朝鲜利益,并使清朝在某些方面做出妥协,在双方无异议后才签字的。而且这个条约对日本的扩张也有牵制作用,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对朝鲜来说并非全是消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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