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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高圣经

思高圣经,是今日华语天主教(罗马公教)人士最普遍使用的圣经译本

香港思高圣经学会(方济各会雷永明神父主持)是这个公教圣经全译本的翻译和出版单位,所以通称思高译本或思高本。此译本的出版起源自1924年在上海举行的天主教会议决定翻译《圣经》。天主教修会方济各会于1945年着手翻译,1948年搬往香港继续翻译工作。花了九年时间翻译旧约,再用六年时间翻译新约,于1968年正式出版。这是第一部翻自原文的公教圣经全译本。

思高圣经学会在台湾的台北市设有分支"思高圣经学会出版社",负责在台湾出版印行思高译本。《圣经旧约》(含次经)次经)

方济各会翻译《圣经》时,有使用专门收集圣经文献的图书馆。部分译者更亲自到以色列实地考察。翻译时除使用原文外,参考的考古文献则多以法德两文记载和教会用的拉丁文

由思高圣经学会雷永明神父历时十年,于一九六八年年底耕耘出的圣经译本《思高圣经》,也称《圣经》(天主教圣经)。与基督教圣经的主要区别在于《思高圣经》包括了基督新教所没有的七部次经(巴、多、友、加上、下、智、德)。

"思高圣经译释本"是由天主教方济会会士可敬雷永明神父(Rev. Gabrielle Allegra O.F.M.)[3]于1945年在北京所创立的"思高圣经学会"所翻译和注释,(会址在北京的 Ly Kwany Kiao 6号。靠近紫禁城)。1948年迁往香港继续翻译和注释工作。用了九年时间(1945-53年)译释旧约共八册,1954年,圣地和香港的圣经学会谊结金兰,雷神父带领学会的众兄弟,在圣地的耶路撒冷方济圣经学院继续深造和实地考察。雷神父也在圣地学院讲避静,讲授《若望福音》。1955年,会士们怀着新知识和新活力返回香港,着手把希腊文的《新约》译成中文。其间用了六年时间(1955-60年)译释新约共三册,新旧约全书共十一册。

自1968年《思高圣经合订本》出版以后,这译本很快便成为华语地区天主教徒最广泛采用的中文圣经。这译本的翻译与修订工作经历了叁十寒暑,以下简述它的翻译过程。

《思高圣经》(思高译本现今最通用的名称)的翻译工作由雷永明神父(Rev. Gabrielle Allegra O.F.M.)开始。他生于意大利西西里省,于1931年来到湖南衡阳传教,及后任衡阳圣心修院院长。他自意大利作修生时已认定要为中国人翻译一部中文圣经,来到中国后更对中国文化产生极浓厚的兴趣。他天资聪敏,不到几年便掌握了基本中文文法,遂于1935年开始自行翻译圣经。当时他从耶稣会在北京北堂的图书馆内找到贺清泰神父的《古新圣经》,把它照成相片,分类成册,以作译经时的参考。另一方面,他又得到当时蔡宁总主教的帮助,托人从伦敦大英博物馆将巴设译本抄了一分来作参考。他将圣经从原文逐字翻译过来,在1944年便完成旧约。然而雷神父仍未满意这分译稿,仍觉得其中有许多需要修改的地方,遂决定组织一个有华人神父参与的圣经学会,帮助他修改译稿。1945年这学会于西煤厂(当时北京辅仁大学附中的一个院落)诞生,正式成员有李士渔神父及李志先神父,非正式成员为万次章神父、李玉堂神父及刘绪堂神父。他们随即修改雷神父译的《圣咏集》,并于1946年完成并出版。虽然他们的工作因战乱而受叁迁之苦,却仍能约每年出版一部圣经译注,直至1961年全部完成。

第一期

雷永明神父译经工作

1935年4月 - 1944年11月 雷神父将旧约译成中文

第二期 思高圣经学会的译注工作

1945年8月 - 1947年6月 思高圣经学会成立

1946年8月 - 1947年6月

智慧书

雷永明,李志先,李士渔,刘绪堂 ,李玉堂

1948年1月 - 7月

梅瑟五书

同上

1948年8月 - 11月

学会成员分批自北平(今名北京)迁至香港

1948年11月 - 1949年6月

旧约史书上册 雷永明,李志先,李士渔,刘绪堂 ,李玉堂,陈维统

1949年11月 - 1950年8月

旧约史书下册 李志先,李士渔,刘绪堂,李玉堂 ,陈维统

1950年5月

迁至香港坚尼地道70号

1950年12月 - 1951年8月

先知书上册 雷永明,李志先,李士渔,刘绪堂 ,陈维统

1952年2月 - 9月

先知书中册 同上

1953年1月 - 1954年2月

先知书下册 雷永明,李志先,李士渔,刘绪堂 ,陈维统,翟煦,牛汉谟

1954年7月 - 1955年8月

学会成员往圣地进修一年

1955年8月 - 1957年4月

福音--雷永明,李志先,李士渔,刘绪堂 ,陈维统,翟煦,牛汉谟,李智义 ,李少峰

1957年10月 - 1959年7月

宗徒经书上册--雷永明,李志先,李士渔,刘绪堂 ,陈维统,翟煦,牛汉谟,李智义 ,杨辉

1959年8月 - 1961年8月

宗徒经书下册--雷永明,李士渔,刘绪堂,陈维统 ,翟煦,

牛汉谟,李智义,李少峰

从雷神父的译经工作开始,思高译本皆译自原文,即希伯来文希腊文

主要参考文本:旧约以BHK古抄卷, 新约梵蒂冈抄本(全套)。

雷神父及圣经学会采用玛索辣经卷作为底本,主要是基特耳(R. Kittel)的希伯来文圣经(Biblia Hebraica)第3版(1927,1945),也参考斯威特(H. B. Swete)出版的《七十贤士译本》(LXX) (The Old Testament in Greek. Cambridge,1930)及格辣提卡主教(Mons. L. Grammatica)出版的《拉丁通行本圣经》(Vulgate),并早期的叙利亚简明译本(Peshitta);中译本方面参考了贺清泰《古新圣经》及基督教《委办译本》。其中"德训篇"因只有希伯来文的片断残简,故用《七十贤士译本》译出,以《拉丁通行本圣经》及希伯来残卷作补充。"撒慕尔纪"原文有多处残缺不全,这些地方则以希腊各译本(如七十贤士译本、阿桂拉(Aquila)译本、特敖多削(Theodotion)译本等)修订。"艾斯德尔传"及"多俾亚传"主要参考西乃抄本;译"依撒意亚先知书",及"哈巴谷先知书"时也曾参考死海古卷的有关经卷。

译文以默尔克所校勘的《新约全书》第七版(Augustinus Merk.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et Latine. ed. Septima, Rome: Pontificii Instituti Biblici, 1951)作为蓝本,另参考了其他学者如峰索登(Von Soden)、乃斯特尔(Nestle)、缶革耳斯(Vogels)、包威尔(Bover)等新约校勘本及西方订正本(Western Recension)。中文版本参考了《巴设译本》、《神天圣书》(见后)、《和合译本》(见后)及其他十八、十九世纪的天主教中文译本。

思高圣经不单祗对经文版本及古译本有细心的选择,在翻译经文时也采取一些既定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

1. 翻译时一律依据原文,如原文残缺,则以最古的译本补充;如没有好的译文,就以其他相关的经文意义补充。如这一步也不能达到,则加点以示残缺。

2. 尽量不修改原文,除非古译文与原文用字不同,而译文又较原文更合上下文义,或明知是原文抄错,就会修改原文。

3. 如原文版本之间有异,则参考古译本;如意义有难有易,则取较难者,因较易的经文可能经过后人的修改。

4. 参考多种各国语言译本,观察它们如何以近代语言表达经义。

5. 对原文章节绝对不变动,如多数圣经学者们对某章节主张移动,却没有古译本为根据,则仍不会变动。

6. 翻译时尽力保存原文的语风及语气,并以"信"为主,"达"为次,"雅"则不及前两者重要。但也不可过于依字直译,反使经文意义更为不明,或过于生硬,则失去翻译的意义。除以上原则以外,对经内人名地名皆依原文音译;然而对那些在教会内已惯用的名词,则予以保存,使经文与教会常用词汇统一。另外在翻译时要注意经文的意义而非将字句逐字译出,翻译时也应保留与原文同样的体裁(如散文、诗、法律等),乃因体裁与经文内容有着显著的关系。由这些翻译原则中,可见学会对圣经原文的选取有极严格规定,以期望从最正确的原文中把天主圣言翻译过来,并以最贴切的中文表达经文的原意。这种苦心可以说为将来出版合订本打下良好的基础。

整部思高圣经的历时十五年,然而由于分为十数册的圣经注释不便于携带阅读,因此于1961年学会开展出版圣经合订本的计划。新约的修订由李士渔神父负责,旧约部份延至1963年尾开始,整个工作终于在1968年完成出版,其中不单是修改译文及删减注解,更可说是将整部圣经重译了一次。

年份--书名--修订者

1963年12月--创世记--李士渔

1965年6月--出谷记--刘绪堂

肋未纪、户籍纪、申命纪--李士渔

若苏厄书、民长记、卢德传--李智义

撒慕尔纪上下、列王纪上下--陈维统

编年纪上下、厄斯德拉上下--李志先

多俾亚传、友弟德传、玛加伯上下--梁雅明

艾斯德尔传--李智义

1965年6月 - 1966年12月--约伯传--刘绪堂

圣咏集--梁雅明、李少峰

箴言--李智义

训道篇--陈维统

雅歌--李士渔

智慧篇、德训篇--杨 辉

1966年12月 - 1968年8月--依撒意亚--陈维统

耶肋米亚、耶肋米亚哀歌、巴路克--李士渔

厄则克耳--刘绪堂

达尼尔--李志先

十二小先知--李士渔

表四 : 思高圣经合订本修订工作过程表

在学会开始圣经旧约合订本部分的工作时,雷神父已就修改译文方面提出六项原则,它们分别为:

1. 修改译文时应遵照1924年上海主教会议的决定,译文应为平易、文雅、并为人人能懂的国语,也要因应文体不同而作出相应的译法,如法律宜简明,历史要生动,格言要雅俗、诗歌宜深刻、诔文应悲哀、咏赞要庄严等。

2. 翻译时信、达、雅叁方面都要顾及。

3. 应保持中文的典雅,在可能 围内还要保留一些闪族语言的风格。

4.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认为熟悉圣经原文不足以译经,译者还须熟悉其所要译成的文字、相关的历史文化,才能翻译得更为正确。

5. 圣经不是为文人而写的,故在修订译文时要注意用适当、准确的宗教术语来表达圣经作者的意思。

6. 无论是否修改译文,也应参考别人对我们译本的评价;无论是赞赏或反对,我们都应接受,以之作修改的蓝本。

在这些原则指导下,学会成员耗费了六年时间,修订了全部圣经的译文,其中有许多地方与译注时的译文有显著不同,可说是将整部圣经"重新"翻译了一遍。

在总结这段天主教辉煌的译经历史时,要指出这段历史的各个里程:

1. 十六至十七世纪传教士在空馀时间翻译了一些礼仪常用的圣经经文;

2. 十八及十九世纪因着福传需要,更多传教士个别参与译经工作。

3. 二十世纪,1935年至1944年这十年内,雷永明神父以其个人力量来进行译经工作;

4. 由1945至1961年,在这17年内由一批具有圣经知识的神父组成一个团体,在雷神父为核心的领导下翻译圣经,也首次有华人参与译经工作,累积了经验。

5. 由1961至1968年这8年间,凭着丰富的经验,将译文修订成为更通顺的文字,翻译工作也有更多华藉神父参与。

从这段历史发展可归纳出叁个特点:

1. 圣经翻译由个人工作演变至由团体合作模式;

2. 翻译工作最初由外籍神父为主发展为以华籍神父为主;

3. 翻译目标由以礼仪为主转为以福传为主,其后发展至侧重圣言推广与传播。

在思高圣经合订本出版20年后,学会成员(主要为陈维统神父)按着雷永明神父的遗言,将福音部份重新修订,修改并增补了注释部分,于1989年出版了《福音袖珍本》。学会亦期望在不久之将来,当人手更为充裕之时,能修订圣经其馀部分,为教会献上一本更准确、用词更流利的圣经中文译本

1.先照原文翻译,再参考不同古译本和考据家意见。

2.不以别人推测作为翻译依据。

3.译文保存闪语族的风格,根据上下文探索每个字。

4.用浅白语体,适合普罗大众用。

5.由于后续翻译在香港进行,有些译文采用粤语叙述,普通话没有类似用法。

6.《圣经》中专有名词,一律音译;而已有的旧译专有名词则沿用。

7.圣经注解,重点于启示道理和圣经背景两方面。

8.以"信、雅、达"三标准作评估。"信"为主,"达"为次,"雅"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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