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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

陆定一,(1906年6月9日-1996年5月9日)江苏省无锡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毕业于交通大学。1927年起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共青团驻少共国际代表。长征时,在红军第一方面军"红章"纵队政治宣传部工作,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建国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共第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十三届中顾委常委。

青年时期受进步思想影响,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现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1927年起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共青团驻少共国际代表。长征时,在红军第一方面军“红章”纵队政治宣传部工作,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建国后,是中共第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十三届中顾委常委。读书时参加五卅运动

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季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任共青团南洋大学支部书记及上海法南区团委书记。同年秋调团团中央宣传部工作,编辑《中国青年》。1927年5月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

他写的文章《金色的鱼钩》被选进五年级下册人教版《语文》课本第四单元第二课和北师大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以及冀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中。《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老山界》编入苏教版八年级上册3课。《老山界》编入上海版七年级上册第十九课。《老山界》编入长春版七年级上册八课。

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即将叛变革命的危急关头,陆定一根据任弼时同志主持召开的团中央紧急会议精神,参与起草了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请求党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开展对国民党右派的坚决斗争。随后,陆定一以共青团代表身份参加了在中国革命紧急关头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这期间,他以犀利的文笔撰写了大量文章,鞭挞黑暗势力,鼓舞青年投身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坚韧不拔地进行斗争。1928年初,陆定一根据团中央的指示,到广东帮助广东团省委工作,协助组织了10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1928年秋,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陆定一被选为团中央委员,仍担任宣传部部长,主编《中国青年》。他撰写了《中国革命的前途》等文章,阐述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在理论和宣传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1928年底,根据党的决定,陆定一赴苏联莫斯科,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少共国际执委、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此期间,陆定一与瞿秋白邓中夏等同志一起同王明等人的错误进行了斗争。1930年陆定一回国后,继续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1931年,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后,陆定一被错误地撤销了团中央委员、团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1934年10月,陆定一随中央第二纵队干部队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当年28岁,在北师大版3年级下册数学书有介绍。遵义会议后,他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主编《红星》报。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参加了东征、西征,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陆定一历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副主任,领导《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工作。1940年底,陆定一奉命回延安。延安整风运动期间,1942年4月,他负责编辑《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撰写了《从实际出发》等比较有影响的文章。同年8月,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他撰写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强调新闻要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坚持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提出新闻的定义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同时,他在该文中提出了“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新闻事实必须置于革命立场的统帅之下,正确的“无产阶级新闻观”应该使发布新闻的快慢完全服从于党的需要。以上观点给中国的新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45年,陆定一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陆定一的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文章指出:“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糊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文章指出报纸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1947年1月,他发表了《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一文,透彻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当时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关于美国反苏战争口号的实际意义是侵略美苏之间的中间地带、关于世界规模的统一战线等战略思想,在全国和世界上引起广泛注意。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陕北时,陆定一兼任中央直属队政委,随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转战陕北,做出了出色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定一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1957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员,随毛泽东同志赴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958年倡导创办新中国第一所农村职业中学。1959年,陆定一任国务院副总理。1960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员,随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1962年,他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他兼任文化部部长。

在1962年的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陈毅等提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已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再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开始毛泽东对此没有表示不赞成,但中央有一些人不赞成,主要是陆定一明确表示反对。陆定一说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变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就不能摘。他和周恩来就此争论的很厉害,僵持不下。陆定一当时是中宣部长,主管这方面的事情,中央尊重他的意见,就把为知识分子“摘帽”的事情放到一边去了。

陆定一长期负责党的宣传文教工作,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和发展党的宣传文化教育事业,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中,陆定一遭受林彪、“四人帮”的严重迫害,被关押近13年之久。

1979年6月,陆定一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被增选为副主席。同年9月,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1980年3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1983年6月,在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副主席。在党的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陆定一在中央苏区时任苏区共青团宣传部长,长征时任《红星报》主编、总政宣传部部长、陕甘支队政治部宣传部长等职,对长征的政治宣传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位出身于诗书世家的职业革命家文章写得很好,他还善于写诗。在长征途中,陆定一写了许多诗歌。在革命战争中,这些诗篇适应了斗争的需要,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但很可惜,这些不同寻常的作品除了少数几首外,大都没有保留下来。 1935年5月,中共中央在会理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北渡大渡河,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为此,红军必须经过大凉山,借道彝族(当时称为“ 夷”)聚居区。由于历史上反动政府长期歧视与压迫少数民族,致使彝民疑忌汉人,加上语言不通,更易造成误解。因此,通过彝族聚居区成为一个难题。中央决定:用政策的感召力建立友好关系,要求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为此,部队上下开展了一场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对内,教育指战员了解和尊重彝民的民情风俗,严守纪律,做到秋毫无犯;对外,发布告,贴标语,向群众宣传,讲明共产党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解释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根据中央的精神,陆定一撰写了一份布告,以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布,布告全文如下:

“布告诗”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夷人贫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夷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民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红军总司令朱德这张布告为“六言韵文”,或者称为“布告诗”,六字一句,一韵到底,通俗简明,朗朗上口,易记易传。布告深刻揭露了四川军阀的罪行,准确而扼要地表述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宗旨、任务、政策、纪律,在当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宣传作用,许多彝族群众就是通过这个布告了解到世界上还有共产党和红军的。红军先遣队司令刘伯承在动员时,也特别强调要执行、宣传这个布告。他对部队宣布:“彝人会射箭打枪,疑忌汉人,和我们语言不通,但他们不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他们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回事。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宣传朱总司令安定彝民的布告,争取和平通过彝民区。”由于正确地执行了民族政策,所以,红军一路上不仅没有和彝民发生冲突,反而吸收了不少彝族群众参加红军。还应当指出的是,这一“布告诗”是第一次使用“红军万里长征”这一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特定用语的。也就是说,“万里长征”这个词,是陆定一的创造,并经过朱德总司令的首肯而传播开来的。

两大主力军会合歌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翻过夹金山,同先期到达懋功地区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远道而来的战士噙着热泪,在雪山脚下翘首伫立、等候已久的兄弟互相拥抱,两军都沉醉在狂欢的热潮里。慰问品源源不断地送到了红一方面军指战员手中,战士们高昂的歌声震撼山河。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是红军长征史上一件大事,它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十多万人,为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两军会合后的行动方向应当指向哪里?是就地发展,还是继续北上?这是关系到红军今后命运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中共中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将长征与抗日联系起来;而张国焘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在这种形势下,陆定一写下《两大主力军会合歌》,歌词如下:

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合了,/欢迎四方面军百战百胜英雄弟兄。/团结我们工农武装不可摧毁的力量,唉!/团结我们工农武装不可摧毁的力量,/坚决赤化川陕甘。/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来伟大的会合。/为了实现抗日救国解放民族的事业,唉!/为了实现抗日救国解放民族的事业,/高举红旗向前进。

这首《两大主力军会合歌》热情奔放、铿锵有力,不但讴歌了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伟大胜利,而且将中央的精神写进了歌词,通过传唱,使每个红军战士明了会师后的主要任务。这对于统一全军的思想无疑起了重大的作用。

打骑兵歌

红军进入川西北后,经常遭到反动骑兵的袭扰,并屡屡受挫,这是长征以来遇到的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为此,中央军委于1935年8月6 日颁布了《关于对敌人骑兵作战的指示》,详细讲解了骑兵的基本特征及缺点,在各种情况下与骑兵作战的基本要求及注意事项;刘伯承、叶剑英等分别讲授打骑兵的基本知识;红军各部也掀起学习打骑兵战术的热潮。为了配合斗争的需要,陆定一与杨尚昆的妻子、红军中著名的歌唱家和戏剧教育家李伯钊合作写了一首《打骑兵歌》,将打骑兵的要点编成歌曲,在部队中传唱。

《打骑兵歌》的歌词如下:敌人的骑兵不需怕,/沉着勇敢来打它,/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齐放易射杀。/我们瞄准它!/我们打垮它!/我们消灭它!/无敌的红军是我们,/打垮了敌人百万兵。/努力再学打骑兵,/我们百战要百胜。歌词写成后,李伯钊配了曲,在《红星报》上发表,立即引起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兴趣,很快传遍了红一方面军的各 个连队。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也很喜欢这首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刘瑞龙回忆道:“这首《打骑兵歌》,寓战术要领于歌曲,情趣盎然,朗朗上口,广大指战员都喜欢唱。”歌曲获得如此广泛的反响,更激发了李伯钊的创造热情,于是,她又编了《打骑兵舞》,红军政治部通知各宣传队派人到毛尔盖学跳这个舞。歌舞结合,欢快热烈,红军战士们学习的兴致更浓了。一首好的歌曲所起的效果是难以估价的,据红一军团宣传队干部回忆:“《打骑兵歌》及其舞蹈的推广普及,的确发挥了应有的效用,以后红军遇到骑兵,再也不感到惊慌失措了,一排子枪打过去,打得敌人人仰马翻。”

陆定一同志的著名新闻学论文《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是1943年春天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的产物,也是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为标志的中国第一次新闻改革的产物。它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与方法,阐述了无产阶级新闻学最基本的问题,即新闻的本源问题,同时阐明了“新闻如何能真实”的问题。论文提出,新闻工作者要“做人民的公仆”;办报的人要有群众观点,办报要走群众路线。这些观点与当前我国中央领导要求新闻工作“三贴近”(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正是一脉相承的。我们正面临着新一轮的新闻体制改革。但不管时代怎么变迁,不管事业怎么开拓创新,陆定一同志的《基本观点》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新闻观与办报要坚持正确的立场、坚持走群众路线的思想,永远是我们搞好新闻工作、加强自身修养的思想准则与行动指南。

第一,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与方法,阐述了无产阶级新闻学最基本的问题,即新闻的本源问题。“唯物论者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第一性,新闻第二性,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这是唯物论者的观点。”并且进而批判形形色色的唯心论的“性质说”,阐明事实与新闻政治性的关系:一定要认识事实是第一性的,一切“性质”、包括“政治性”在内,与事实比起来都是派生的、被决定的、第二性的。在阐明新闻本源的同时给“新闻”下了一个唯物主义的定义。陆定一同志当时在文中强调的:“一定要认识我们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而且尊重事实是与政治上的革命性密切结合不可分离的。反之,凡是不尊重事实的,那怕装得象很‘革命’,实际上一定是反动的家伙。”“只有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才能做个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这一系列至理名言与精辟论述,不仅在当时是揭批德意日法西斯造谣的“新闻理论”、国民党反动特务所谓“三民主义的新闻理论”的有力思想武器,也是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与“假、大、空”文风的锐利思想武器,还是我们新闻工作者加强自身修养的准则。论文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新闻观:重读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第二,是阐明“新闻如何能真实”的问题。论文基本肯定了资产阶级新闻学中新闻必须具备“五要素”(即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等)的观点,也基本肯定了资产阶级新闻学主张记者采访必须“亲自踏看”是对的,但同时指出这是很不够的。因为“五要素”俱全的新闻中还是有可能出现假新闻,因为记者“亲自踏看”还是有可能只见表面与片面,乃至被假象蒙蔽,而且记者不可能事事都能到现场。因此陆定一同志提出:“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具体要求:专业的记者要与非专业的新闻工作者结合。这些原则、观点与传统,至今继续有效。特别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办报、办广播电视、办网站等,都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新闻观来指导工作,万万不能以为是老生常谈而麻痹大意。

《陆定一晚年的几个反思》由陆定一同志长子陆德整理出版。

该书一共十部分,这十部分的标题是:一、如何对待历史问题;二、毛主席犯的错误,我也有份;三、对林彪提出"四个念念不忘"的反思;四、惩治党内腐败问题,要有外力;五、党的"双百"方针,应该用"二元论"来解释;六、对自由、民主的认识;七、共产主义事业是个漫长的历史进程,我们过去理解得过于幼稚,犯了急躁病;八、共产主义事业必定会胜利;九、中国应该走一条不同于欧美"自由市场原教宗"理论的第三条路,来创建自己的改革发展模式。十、最终遗言。

如何对待历史问题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和政策上,应"宜粗不宜细";但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则应该"宜细不宜粗"。

对历史问题的处理上(注: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央的政策是"宜粗不宜细",这是正确的。这是要求从大局出发,认清大是大非问题,统一思想认识,而不要纠缠到具体的小事中,去计较个人恩怨得失。应抛弃前嫌,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向前看。

但在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则应"宜细不宜粗"。总结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不再重犯。对历史性的错误,分析得越透彻、越准确,吸取的教训才能越深刻,也才能防止重犯这类的错误。从"反右"、"大跃进"到"文革",我们党有过多少深刻的教训?"一言堂",我们又分析过几次了?从分析陈独秀的"家长制"开始,还不是屡析屡犯,就是不敢触及到它是封建主义专制残余(的根子上)。为不重蹈历史的覆辙,认真分析和总结历史的教训,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个"必要条件"。

恩格斯曾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敢于承认错误并认真分析和改正错误的党,才是伟大的党。不要怕!(周)总理是党内最敢于进行自我批评的同志,我遇见的就不下几十次。但他在党内的威望和人民对他的信任,却是最高的。

深入分析得出的结论,还不是结束。一个结论的是否正确,还需经过时间的检验,才能完成一个历史结论(正确与否)的全过程。

惩治党内腐败问题,要有外力惩治党内腐败,光有"自律"不成,还要加上"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

前人民日报总编秦川的回忆文章说:1992年陆定一生日那天,对前来看望的秦川等同志讲:"秦川,我们党已经开始腐化了!"

执政党的腐败,是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列宁从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就一直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在党内建立专门机构,监督和解决党员干部的腐败。但是,有一个问题始终摆在这里:反腐机构也是党领导的,它要听从党的指挥,如果党的领导人甚至一把手腐败了,那么该由谁来管?对这个问题,列宁也始终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来。

毛主席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他老人家是主张用"大民主"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去解决。如果是整个党变质了,人民活不下去了,采用"二次革命"的办法,推翻腐败政权,这是对的,历史上历来如此。但如果全党不是这种状态,只是个别或局部问题,那就不能采用革命的办法。在我们用革命的手段夺取了政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消灭了剥削阶级之后,我们解决内部的问题,就不能使用"革命"和"暴力"的这种手段来解决问题。"文化大革命"就是个教训。此时专政的职能,主要逐渐转向对外,而对内部,则要建立民主政治,要靠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力量,来解决贪腐问题。

靠"自律"解决党内的腐败,当然是个好的办法。利用党自身的力量和觉悟,加强自律,去克服贪腐。

但从社会学和管理学的角度,光依靠自律,是不能彻底解决党内腐败问题的。反腐中,自己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在管理学中就会出现(功能的)"缺失",达不到预期的管理效果。就像"自我戒烟"和"强制(加外力)戒烟"一样,"自我戒烟"的成功率向来低于"强制戒烟",就是因为没有外力。也像治病一样,小病可以靠"自愈",大病就一定要用"外药",要外药和内力一齐作用,才能治愈。内部的毛病越严重,

就越需要用外力。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党的反腐问题,其"裁判权"和"监督权",一定要放在外部。在自律的基础上,再加上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更上一层楼。反腐的效果好不好,也要民众说了才算,而不是自己。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下,权钱交易、权力资本化是个普遍现象,要增加反腐的透明度、增加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奏效。这种监督利大于弊,不要怕别人讲话。对于群众的意见和不满,不要压制,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学大禹(注:因势利导)而不要学他的父亲鲧(注:围、堵)。不管是好的意见还是坏的意见,都要妥善处理。对于执政的党,它掌握着全部的"政府资源",所以一定要强化外部的监督和制衡,才能有效抵制腐败现象。香港的廉政业绩,排在世界前列,其中有80%以上的案件,是靠外部的曝光和民众的举报。

要加强这两种监督,就必须首先要加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党的"双百"方针,应该用"二元论"来解释

对待"双百"方针,应采用"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二元论"理论来解释和执行,而不应用单纯阶级斗争的"一元论"理论来指导。

在"社会属性"方面,对行为主体知识分子的阶级划分,应看其政治表现,而不应以思想划线。

"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中,自然属性是"第一性"的,社会属性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

政策管理和"有为"、"无为"管理。

1956年4月(27日),我在中央《论十大关系》会议(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专题发言,(毛)主席很赞同,并被拍板确定为是党的"双百"方针。主席对"双百"方针,是全力支持的,他的确希望我国的科学和文化艺术能有个蓬勃的发展。但到1957年,主席的态度有所变化。"反右"斗争后,虽仍一直提党的"双百"方针,但不能认真贯彻和执行了。

在文革被关押的13年中,我对林彪四人帮批判我的(所谓)《反动鸣放纲领》(注:指陆定一的《双百方针》讲话)进行了反思,13年的反思,我愈来愈意识到:对"双百"方针的理解,应该用"二元论"来解释,而不能用主席"一元论"的思维来解释。在这一点上,可能我与主席的思想是不同的。世界观的转变,是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个长过程中,如何去看待知识分子,如何去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是个重大的问题。否则,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可能又会爆发个"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对于"双百"方针,我认为应采用"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这"二元论"的观点来进行解释。主席支持百家争鸣,但后来又提出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老人家把"百家"变成了"两家",把"学术争论"变成了"阶级斗争",又回到了"社会属性"这"一元论"的观点上。郭沫若和范文澜对封建社会的划分是观点不同的,吵得水火不容,你说定哪一家是无产阶级的观点,又定哪一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之争嘛,应该允许百家。

同样,在"二元论"的"社会属性"方面,又有个对行为主体知识分子的阶级划分问题。是以思想(世界观)划线,还是以政治表现划线,这涉及到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是"团结"还是"依靠"的重大问题。在这方面,周总理"以政治表现划线"的主张,是正确的。总理的主张,也教育了我。而林彪、四人帮的"以思想划线"并施以专政的做法,是极端反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个例证。

就像马克思在"劳动二重性"和列宁在"企管二重性"(Duality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中所指出的,生产劳动、科学技术和管理都有其"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这两重性一样,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对于学术、艺术、技术性的问题,同样存在着"二元论"的概念。

阶级社会中,任何科学技术,都是为阶级、为社会服务的,故有它的"社会属性",但是,任何科学和技术,又有它的"自然属性"它必须要符合其客观的规律,符合自然规律性。原子弹、氢弹,只要研制它,就要符合裂变、聚变的规律,不遵照这一规律,哪怕你是社会主义,也造不出"两弹"来。对这些属于"自然属性"方面的研究和发展,不能拿意识形态的东西去乱套。

马克思主义是唯物的,自然属性就是唯物的,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是对社会的认识,它是第二性的。我们必须尊重第一性的东西,不能用第二性来否定第一性,扣上个"资产阶级"的帽子,就否定了一切"自然属性"。

我们应该坚持马列"二元论"的观点,不能用阶级性、政治性这种"一元论"的观点来对待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和发展。凡是科学技术的东西,它的正确与否,只能从实验中、从实践中去验证,而不是其它。

对"自然属性"的问题,只有通过自由的讨论、百家争鸣、科学的论证来鉴别真伪,扣政治帽子是无用的,只能压制了科学、艺术的发展。

我提的报告(注:指陆定一的"双百方针"讲话)中,除了不要随意扣政治帽子外,在学术界内部,也不要有"门户之见",要一视同仁,平起平坐,平等讨论,在学术上不要压制、歧视对方。这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外部环境,一个是内部环境,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是不是说凡对科学和艺术动用政治干预,都是不对的?不是!"社会属性"是它的两大属性之一。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冲击了社会,社会也必然对它有所反弹,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键是如何掌握这个干预的"度"和标准。干预的目的,是要促其健康和蓬勃地发展,如果是促其衰退了,就是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那这种干预就错了,就要反思。对科学和学术的问题,轻易动用运动和斗争的手段,是没有长期效果,也达不到目的的。

当时,我虽然提出了要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的主张,但是,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等问题,还理不清,有偏"左"的认识,是周总理教育了我。总理把为谁服务的政治表现问题,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唯一标准,而不是把世界观作为评定的标准。这样一来,"双百"方针就完全解释透彻了!(我曾问父亲:"如改革开放中,又出现了剥削和资本家,知识分子又如何界定?"陆答:"这个问题,由你们去解决。")

作为一个执政党,主要要致力去抓大政方针,是要去创造出一个适合科学、文化艺术蓬勃、健康发展的大环境,如毛主席的"六项标准",如党的"双百方针"等等,要在这些大的方面能"有所作为",而对具体的学术、技术性问题,则应提倡"无为而治",应以人为本,充分发挥每个科学家、艺术家和团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他们的潜能。"有为"和"无为",是辩证的统一。

我们是一个政党,而不是生产党,也不是学术党,很多东西我们不懂,也不可能全懂,什么都要管,都要"越俎代庖",想"事事有为",结果反而会"事事不为"。

当然,唯物主义者一定要承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另一种属性,即它的"社会属性",科学和技术是要为社会服务的。但这毕竟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没有了属于"自然属性"这第一性的科学和艺术成果,你拿什么去服务于社会?哪还有它的什么"社会属性"?早已不存在了!

对马克思主义的"二元论"学说,不仅要重视对它二元论的研究,还要认真研究它的"第一性"和"第二性"的问题,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转换。没有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论,哪会产生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有的同志只讲"单元论",有的同志把"二元论"中的第一性和第二性关系倒置,只讲转换,不讲第一性,这些,我都是不同意的。

社会主义,是在一切社会的、科学技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我们应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如果说以前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这个是封建主义的,那个是资本主义的,一切都不承认,一切要"从零开始",没有了基础,哪有社会主义?"一切从零开始",对体育比赛可以,对社会发展、对人类文明,不能说"从零开始",而应说"继承发展"。这个"继承",是在兼收并融基础上批判地吸收和继承,这个"发展",是在人类文明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古人曰:"不积跬步,难以进千里",就是这种道理。社会在不断进步,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也永远不会完结。

我国的政治民主化,还有待时日,我可能看不到了。但总希望在科学、艺术领域,能创出一个自由研讨、畅所欲言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促其蓬勃发展。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好方针,认真执行将使我国受益无穷,不执行就会吃亏。听了李四光的地质学说,我国由无油国变成了有油国,不用马寅初对人口问题的意见,吃了亏。都是例证。"(摘自陆定一为"双百"方针30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

注:陆定一对"双百"方针"二元论"的解释,以及对其中"有为"、"无为"(管理)和"第一性"、"第二性"的观点等,有详细的论述。请查阅《对父亲陆定一提出"双百"方针中"二元论"思想的回忆和整理》等文章。

对自由、民主的认识

"自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核心价值部分;

我们对自由和民主的分析,应是"扬弃",而不是"抛弃"。

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是人类的宿求,是每个人终生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你看过西方"行为科学管理"对人的需求分析吗?(答:看过。有分5级的,有细分7级的,但以5级为主。)它说明人的需求,不仅是单纯对物质的需求,那只是低两层的基本需求,而更高的三层,是人对社会和精神的需求,是对人生、价值和自我表现的需求。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其革命和建设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和人与社会及自然的和谐发展。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被界定了的。《宣言》中讲:"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所以,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和基本社会形态,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争取人类的自由解放,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核心价值部分。

由此可见,共产党对人类自由的追求,从来未被轻视,也从来未敢放弃。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自由,是人类文明的标志。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来索求和达到的呢?研究马列的著作和他们的思路,他们不是通过"毁灭"和"抛弃",而是通过"扬弃"。它与无产阶级通过"暴力"夺取政权,"彻底砸烂旧的政权",是不一样的。对于人类文明的进化,对于自由、平等、博爱,不是采用"否定"和"砸烂",而是采用"扬弃"的办法。

这是我对马克思主义论述"自由"的认识,也是我与一些理论家的认识不同之处。

马克思的"自由人"观点是从哪里来的?他是从对"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扬弃中发展来的,而且,在未来的"自由人"身上,保留了"自由主义价值"部分。

马克思是从研究古希腊哲学、民主建制、德国哲学和宗教,以及英国、法国的政治和唯物主义影响等方面入手,研究他所称之为的"真正人道主义"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雏形。从他研究的理论依据中,可以看出,是基于"自由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两大理论基础的。而后者(理论)则是用作对前者的批判和扬弃,即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

传统的"自由主义",由于长期处于私有制社会环境,故它的核心原则是"自我"。即"自由"是受个人自我利益的驱动,而在法律限定条件下的自由飞翔。马克思认为,这是私有制下对自由的核心原则。此时,人类并未达到真正的自由。马克思认为,通过革命,消灭私有制度,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的素质,解决人与社会和自然界异化的矛盾,将会建立起一种新的对自由的核心原则。这种自由,将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它是涵盖了自由主义价值("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共产主义价值("一切人的自由")的这样一种对自由的核心价值原则。在这样一种理想的社会中,起源于自由主义的"自由思想"与表达共产主义的"公有(集体)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故它对传统的自由及价值,是一种"扬弃",而不是"取消"。百多年来,在理论界,还没有什么新的"理论",可以去驳倒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所以,自由、平等、博爱,不能狭义地理解为是"资产阶级的旗帜"、是它的"专利"。共产主义社会也包含着它的基本要素,而且,是更进步、更高级的自由和民主。公有制就是这种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

"每一个人的自由"和"一切人的自由",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也是一种制约的关系。单纯强调"一个人的自由",他要杀人放火的"自由",就没有了"一切人的自由"。至于"自由化"的问题,"自由化"说到底,就是"无政府主义",就是无限度地放任自由。对于无政府主义,无产阶级反对它,资产阶级也是反对的。他们(注:指资产阶级)对自由有许多潜规则,并不是无度的。"自由主义"我懂得,"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不懂,在马列经典著作中,没有对它的论述和界定。

对民主和自由,第一,我们应该把口号接过来,因为这体现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核心价值"部分,且这一口号也能团结、争取更广泛的人,有广大的统一战线;第二,应该加以科学地解释,是扬弃它,而不是一味地否定它。

最终遗言: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1996年5月初,父亲陆定一病危。在父亲临终的前两天,儿子和孙子陆健健、陆继朴去探望临危状的父亲。陆定一断断续续地说:

"……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第二天,父亲就陷入深度昏迷,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是为党工作了70多年的老人,向党提出的最后遗愿。

陆定一同志学识渊博,对古典文学和历史造诣较深,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丰富的知识。他的英文水平较高,青年时代翻译了不少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在延安时期,曾参与毛泽东同志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翻译工作。他注重调查研究。1991年他85岁高龄时,还主持编辑了他从1926年到1990年的文稿,在亲自撰写的文集的自序中,以简练的文笔颂扬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著有《金色的鱼钩》、《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老山界》等等。

陆定一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努力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具有高度的党性,顾全大局,一切服从党的安排,把毕生精力奉献给党的宣传思想和教育文化事业。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对知识分子热情关怀,对党外民主人士坦诚相待。他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为人民政协事业和党的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贡献。他作为早期从事青年工作的老同志,始终十分关注共青团的工作,对青年一代寄予了无限期望。

他的《老山界》已被纳入《九年义务教育课本-七年级第一学期-语文》的第十九课。他的另一部作品《金色的鱼钩》被纳入北师大版小学语文第十二册,人教版小学语文第十册和冀教版小学语文第九册(五年级上)

无锡和京城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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