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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执政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科学发展、文化经济、持续发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成的核心体系。

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经典论述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并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建设,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所倡导的“改革开放”、“一国两制”、”土地改革“政策理念,改变了21世纪的中国,为实现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实现人民共同致富。

1956年底,国家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98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包括三个体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是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它对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起指导作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既是社会思想体系的实践,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必由之路。这三种形态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

社会主义文化转型是中国走向大国强国唯一的道路和思想意识,中国社会主义目前还属于初级阶段,通过资本主义的现行制度和意识,更加证明中国走社会主义特色之路的正确性。

中国优秀的共青团员兰刚,积极为国家做出正确的建议,作为人民的公仆和引路者共产党员应该积极学习思想和意识的转变,只有通过解放思想创造巨大思想,只有和谐的包容性和掌握性,引导人民回到和谐幸福的生活。

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延续和发展,自有其深刻的道理。不管人们如何认识和把握它,它都要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和社会意识的潜流,渗入社会心理的深层,同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行为标准、道德情操、审美情趣、处世态度以及风俗习惯融为一体,成为“化民成俗”的东西,成为人们生下来就濡染其间的一种精神家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吸收世界文化成果,形成了社会主义内容和中华民族形式相结合的全新的文化。

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创造的事业,人民群众是文化建设的主人,是一切文化创造的最深厚的源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文化。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在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动中汲取营养,又用健康的文化成果教育人民、服务人民,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四有”公民。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两种理论,一种为结构社会主义,另一种为功能社会主义。

结构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加公有制,计划的程度又取决于公有化程度,所以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公有制。1936年苏联的生产资料实现单一公有制后,斯大林即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1956年中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也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斯大林与毛泽东都把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看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标准。而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是可以凭借党所掌握的政治力量迅速提高的。所以,斯大林宣称10-15年苏联就可建成共产主义。而毛泽东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2年后,就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向共产主义过渡。

邓小平一语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是质疑结构社会主义的第一位共产党领导人,从而开创了功能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邓小平的功能社会主义,把生产力作为评判社会主义的标准,提出了著名的“猫论”与“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符合这三项功能的结构就是合理的,即使是资本主义的,也可参照、学习、引进;不符合这三项功能的结构就是不合理的,即使称作社会主义的,也要改掉。中国的改革就此起步,发展非公有经济,引进市场经济制度,改变了原社会主义的结构。

对于这场改革,有些人有异议,曾经发生姓“社”姓“资”的两次争论。去年起,刘国光、马宾、巩献田发动了对改革的再次质疑。刘国光的“计划少了、市场多了”,马宾的“公有制少了、非公制多了”,巩献田的“国有企业不准出售”。他们认为,改革改变了公有制的结构,就是背离社会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 这样中国改革的方向之争就不可避免,也就发生了结构论与功能论的冲突。

在2004年12月出版的《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一书中,王占阳教授最早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功能论的社会主义”,并进一步提出“所谓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普遍幸福主义”。普遍幸福主义就是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这是对社会主义最白、最简单、最明了的解释,我想没有任何人会反对。那么,凡是有利于老百姓幸福、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价值观和结构,都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反过来,不利于老百姓幸福、不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就不是社会主义。

我在2006年6月5日写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一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三大目标或三大标准”即:

第一、社会成员共同富裕,或者社会能提供覆盖面广、水平高的公共产品。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收入多、福利高、待遇好。

第二、个性自由和解放,有实现自我的自由、条件和空间。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能干自己有兴趣的事。

第三、实现社会和谐,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活得健康、活得自在、活得开心。

我在2006年7月9日写的《什么是我们的终极价值追求》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的终极目标是物质需求的有限满足、精神自由的充分享有、和谐社会的全面实现。这就需要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所谓改革就是对假马克思主义、假社会主义、假共产党的纠错,是真马克思主义、真社会主义、真共产党的创新。所以,支持还是反对改革,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社会主义、真假共产党的试金石和分水岭。”

八十年代用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备注:1982年9月8日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上做的政治报告的题目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987年10月25日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上做的政治报告的题目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九十年代用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上做的政治报告的题目是《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上做的政治报告的题目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用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上做的政治报告的题目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参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对现阶段纲领的概括。其科学涵义是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适合中国特点的道路,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照抄、照搬别国经验、模式,而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路。中国共产党依据毛泽东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总结长期探索所积累的经验,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深刻地认识到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规律,在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对这一论断形成了一系列科学观点,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主要内容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轨道上来;建设社会主义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依法治国,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要互相结合,缺一不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用“一国两制”来解决国家统一问题;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社会主义的功能与社会主义的结构,自然功能是第一性的。社会主义的结构要根据社会主义的功能来决定、修正、完善或纠错。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这种结构本身不是标准,更不是什么不可改变的神圣、至上的原则,而是看符合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功能。

苏联、东欧、中国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富裕、幸福。因此,可以认定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结构,改革这种结构是无可争议的正确选择。今天要求恢复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老结构,不是真社会主义,而是假社会主义、伪社会主义。

否定计划经济,不是否定计划,不是否定国家干预,不是否定宏观调控,不是否定国家分配必要的资源。一句话,不是否定政府的作用,而是转换政府职能。因此,决不是计划与市场谁多谁少的问题,而是市场的作用、市场的机制、市场的功能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应起规划、引导、弥补、校正市场的作用。为民众幸福着想,市场着眼于提高效率,政府应注重公平。

对公有制问题,更不应结构至上,而要以功能来检验。按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或我说的“三个标准”、或王占阳说的普遍幸福,来决定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直接公有制还是简接公有制、股份制还是合作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是公有制为主体,依然是结构论。据此,马宾等提出,“公有制经济的资金、劳动力、产值三个主要指标都要占全国总数的50%以上”。这就会成为笑话,中国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就看统计局公布数据,这不成了气象预报?据马宾说,中国正处在“社”或“资”的临界点上,这样增加一个非公制企业或减少一个公有制企业,就会决定中国社会的性质,可见结构论的荒唐。

按功能论来看,深圳的华为一年向国家交税40亿。这就为国家增加了国力、为人民增加了福利。不管它的所有制结构是什么,这样的企业多多益善、越多越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生力军。而按结构论来看,华为是民营企业,是非公有制,是威胁社会主义的异己,超过50%就要改变中国颜色。

按功能论来看,中国的国有企业,由国家投资兴办、国家承担风险、国家特许垄断,而国有企业赢利不用上交,好处由经营者和员工分享。这是什么所有制?国有企业存在的理由,只有两条,一是公共利益需要,而民间资本不愿投入,二是控制有战略意义的资源、技术。办企业不是国家的事,应让私人、外资以及各种社会资本来办,国家就收税。人家投资,国家收税,人家做蛋糕,国家分蛋糕。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哪有这样的傻瓜,什么企业都由国家办,办了又要国家管,亏了还要国家补,盈了就让人家花。结果,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福利,国家却拿不出钱。成绩就是办了许多国有企业,公有制控制了一切。于是沾沾自喜地宣布建成了谁也不喜欢的社会主义。结构论就是这种“傻瓜理论”。

结构社会主义把公有制看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但只注重名称、形式、表面,不关心内容、功能、实质。结构社会主义对公有制的痴迷和崇拜,到了十分盲目的地步。

他们推崇公有制,自认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首先必须破除的盲区。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可惜,马克思没有分析消灭私有制的条件,更没有论述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消灭私有制会带来什么后果。接着马克思说:“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马克思没有正面回应,而是用了一句反证:“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结构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没有来得及论证的命题,大意了、疏忽了。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之前,在稀缺的情况下,需要有人克制消费,转为资本,增加供给,这就得保障资本所有者的产权即占有、使用、收益、处置的权利。消灭了产权,谁还有积极性去增加供给呢?没错,“懒惰之风就会兴起”。

请注意,马克思提出“消灭私有制”后,并没有说建立公有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两段话:一是“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二是“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 这两段话的意思是,“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国有经济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过渡措施,“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则是目标模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更明确提出,“在协作和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至此,我理解,马克思没有消灭私有产权的思想,只是改造私有制,成为共有制、或股份制。

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与马克思的原意就大相径庭:一是斯大林的公有制,否定了个人产权,全民所有制成了“全民没有制”,农民集体所有制也是“农民无份制”;二是斯大林把全民所有制当作公有制的最高形式,作为奋斗的最高目标。这样,就成了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毛泽东在建国后,照搬了斯大林的模式,追求所有制的“一大二公”。农村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又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公有化程度越高,农民就越没有积极性,生产力就越下降。毛泽东以为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际上离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越来越远。

公有制名实不符、功能很差,却称颂优越是必须打破的第二大盲区。评价一种所有制,归根结底,是看符合不符合生产力。具体来说,有两条标准,一是是否符合所有者利益,二是是否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所谓所有制就是对资产的占有、使用、分配和处置的权利。名为全民所有,事实上全体人民无权参与资产的占有、使用、分配和处置。名为集体所有,农民同样无权参与资产的占有、使用、分配和处置。过去农民参与土地的使用,但不能决定种什么,在分配上也无发言权。农民承包以后无非给了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的分配权,对土地的占有和处置依然没有说话的权利。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是所有者主体缺位的所有制,是不符合所有者利益的所有制,因而是一种假公有制。全民所有制表现为各地方所有与各部门所有,在行政权力的控制下就表现为条块分割、重复建设、限制竞争、保护落后。部门地方各自为政,搞大而全、小而全,违背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搞全民所有与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经济落后、效率低下、民众贫困,前苏联是如此,改革前的中国如此,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如此,没有一个例外。这是什么原因呢?既不符合所有者利益、又不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所有制,一定阻碍生产力。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命题,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全面、系统、深刻地理解和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万众一心,开拓进取,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具有重大而长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讲座共分4讲,每讲时长约120分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专题讲座》课程目录:

第一讲: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

主讲人:中央党校原理论研究室主任、博导 周锡荣教授

第二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主讲人:中央党校马哲原理教研室主任、博导毛卫平教授

第三讲: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主讲人: 中央党校哲学部副主任 博导 韩庆祥教授

第四讲:新时期党建理论的重大创新

主讲人:中央党校党建部 博导梁妍慧教授

结构决定功能。公有制的结构,决定人民群众的特别是工农群众的利益,而功能的优化则是实现群众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糊涂。结构不仅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结构,不仅是劳动者关系的结构,这属于经济横向关系结构,还包括生产系统、流通系统、分配系统、消费系统及其相互关系的总的经济纵向关系系统的结构。这个经济纵横关系结构的优化,才是经济运行功能优化的决定性东西。我们改革开放前的问题,在于横向结构的超前公有化,脱离了国家生产力水平,特别是劳动者素质水平,并且在纵向结构关系方面过分强调了主观自觉因素,忽视了经济自身客观运动规律。而改革开放以后,在横向结构关系处理方面取得了符合实际的变动,但引起了资本主义的泛滥,引起功能近视主义的叫熙。同时对经济纵向关系结构处理过于依靠经济资本的自身运动功能,从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主观自觉因素的作用,从而进一步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泛滥,进而对政治文化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这是当前中国人民社会生活事实问题的根本原因。

理清马克思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脉络,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纵横关系结构,强调综合利用人民政权的经济主观自觉因素和资本市场的经济自身客观因素,推动中国经济系统生产力和经济纵横关系的科学化民主化的方向和运行,这才是我们走向美好明天的现实之路。

社会现象的背后是人们的思想意识,人们的思想意识背后是社会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经济政治状况,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社会现实的经济系统运行状况。经济系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关系体系,生产力系统和经济纵横关系系统及其相互关系的整个经济系统的矛盾关系运动状态,决定着我们社会运行的基本面目。忽视生产力系统和对经济横向关系的超前以及对经济纵向关系的自觉计划的片面倚重,是我们前三十年经济工作的教训,但绝不是说对经济横向关系的规定和纵向关系的自觉计划是错误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利用了资本经济自身的运行规律,通过宏观调控也对纵向关系进行了自觉计划,但由于没有对横向关系进行自觉的优化,因此还是无法走出经济运行紊乱的困境。我们就是要在坚持生产力系统的历史性的决定作用同时,高度重视一定时期的经济关系对经济的决定作用,不但从生产力实际和发展来规定调整经济横向关系保证经济系统的目的和基础,还要加大力气利用人民政权自觉的利用和规定经济纵向关系保证经济运行功能的健康持续,来实现和保证群众的实际和持久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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