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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和让干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

自从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认为苏联 党已经变质、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 的代表人物以来,他就一直在研究苏联是怎么变的,一直考虑在中国 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通过对各种材料的分析发现,苏联的干部是不劳动的,他们高高在上,脱离人民。不光如此,苏联干部的子女也是特殊的。在苏联,党员、干部,要由干部子女来当,普通劳动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能当党员、干部。他还看到,中国的干部中也有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现象。许多干部从来不劳动,搞特殊化。他们穿得干干净净,吃得好,还看不起工人、农民,对工人、农民搞瞎指挥,甚至打骂群众。

经过观察和思考后,毛泽东得出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为了避免中国的干部腐化变质,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干部要参加劳动,通过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路。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反映在他写的两个批语中。

一个批语是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写的批语。毛泽东在这则批语中写道:“阶级斗争 、生产斗争 和科学实验 ,是建设社会主义 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员免除官僚主义 、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另一个批语是1964年12月12日写的。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写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笔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须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此外,毛泽东在1964年回答法国 总统特使马尔罗 的提问时说:“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他所说的具体措施中,很关键的,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可见,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愿望通过干部参加劳动来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但是,在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找到一个将干部统一组织起来参加劳动的好形式。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在纪念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编者按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此后,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都纷纷响应,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的大批干部、教师、专家、文艺工作者等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到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及豫、赣、鄂、辽、吉、黑等18个省共创办五七干校106所,下放的干部、家属达10余万人。“五七干校”是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办起来的,强调体力劳动的重要,反对只重视脑力劳动,使大量知识分子和干部受到了全方面的锻炼。

1979年2月7日,国务院发出《 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的五七干校陆续停办。

毛泽东于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15日批转“五七指示”时指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已经把办军队式的“大学校”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联系起来,认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要这样做。此时,他的思路已经向把干部集中起来办“大学校”转变了。在这个“大学校”里,不光是参加生产劳动,而且把生产劳动与学习军事,学习政治,学习文化,批判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但是,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只是初步的。他也只是在提到工人、农民、解放军、学校都办这种“大学校”的同时,提了一下干部。具体怎么办,他还没有考虑好。

“文化大革命”中的机构精简,使机关干部的安置成了一个大问题。

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时宣布成立。这样,全国(除台湾省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在当时被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此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重点,由地方转入中央各部。

当时,国务院的部级机构有90个。毛泽东决定,在这些机构中也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要实行精简的方针。林彪得知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后,向毛泽东建议:现在中苏关系紧张,可能马上打仗,应该对一些重要的部委实行军管。毛泽东当时也估计到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便同意了林彪的意见。于是,林彪先后派出军队干部,对18个部委实行了军管。在这些参加军管的军队干部中,有很多是林彪的亲信。这些军队干部到这18个部委后,由他们组织领导班子,建立革命委员会。对那些没有宣布军管的部委,林彪以各种理由,向毛泽东提出建议:派军队代表去那些部委掌握领导权;成立革命委员会时,也要以军队干部为主,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核心。在建立中央各部委的革命委员会过程中,这些单位里原有的干部,大部分没有得到安排。这样,就又出现了许多没有工作的富余干部。

同时,在建立中央各部委的革命委员会过程中,毛泽东也考虑到了精简问题。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在报道《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时,加了一个按语,按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建立革命委员会,要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走“精兵简政”的道路。实际上,那时地方都已经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此时所说的“精兵简政”,主要是针对中央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员会来说的。机构精简了、干部编制压缩了,多余的干部怎么办?毛泽东于1969年1月指示,干部要下放劳动。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了机构精简的原则。在精简原则和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下,中央开始全面考虑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

197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国务院各部门设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确定:国务院各部委机构,由原来的90个精简为27个,各部委的干部编制总数压掉82%,27个部委干部只留下原来干部编制总数的18%(实际上,原干部留用少于18%,因为有后派来的军队干部占了一定的编制笔者注)。各部委均建立革命委员会。在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一些部委被保留;一些部委进行了合并,成立一个新的部级机构;有些部委被撤销。这样一来,在中央机关里,富余出来的干部数量就更多了。

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的精简,直接带动了各省、市、自治区机关及其下属的地、县一级干部的精简。接着,各企业、学校、群众团体的干部也大量精简。精简之后,多出来的干部数量,当时虽然没有数量上的统计,但肯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如何安置精简出来的干部,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被打倒的干部的安置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批斗干部的热潮过去之后,有大批干部被关进了“牛棚”。但是,当各造反派把注意力转向争夺本单位、本地区领导权时,大家谁也顾不上管“牛棚”了。何况谁管“牛棚”谁就要花费人力,还要承担被关押者自杀或者逃跑的风险。于是,各造反派开始相互推来推去,最后谁也不管了。被关在“牛棚”里的干部到底往哪儿安置?这是一个大问题。当时,许多地方的负责人,包括接管一些单位权力的军代表、工宣队负责人,都纷纷向上反映这一问题,请示如何处理关在“牛棚”里的干部。这个问题自然逐级地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一时也拿不出一个好办法来。一时间,中国出现了一大批被精简的干部等待安排,一大批被关进“牛棚”的干部等待安置的问题。

正当中央高层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为安置上述干部发愁时,远在边陲的黑龙江省,突然冒出了一个柳河“五七”干校。

原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也一直在为如何安排精简下来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而发愁。一开始,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只是安排这些人打扫卫生,清理街道的垃圾,干一些杂活。但这些活毕竟有限,干完这些活,这些人仍然闲着无事做。后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想出一个办法:把这些干部集中安排到农村,办一个农场,保留工资待遇,让他们在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派人经过专门考察选址,最后选定了庆安县的柳河,作为办这种农场的试点。

柳河这个地方,自然资源比较好,也有一部分空出的房舍,安置第一批干部不成问题。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后,还可以继续建房、开荒、种树、办小工厂,为安置第二批干部创造条件。去柳河的干部,采取分期分批的形式,且在那里的时间有长有短;干部劳动的时间,也根据体力而有长有短;又保留原工资待遇,干部们很容易接受。于是,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5月7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正式启动这一计划,当天组织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并把这个农场命名为柳河“五七”干校。

柳河“五七”干校初办时还算顺利。到达那里的干部,与当地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的生活和劳动也得到了当地农民的帮助。这些干部在柳河种了不少地,又新开了一些荒地,盖了不少新房子,还种树,搞副业生产。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把办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介绍材料进行了上报。这个材料最初在1968年9月29日《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628期上发表。经验材料中说:办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了一条新路。干校共有学员141人,主要是原省、市委机关干部和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机关干部办农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深受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不少干部到干校后,亲临三大革命第一线,接近了贫下中农,增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目前,干校耕种土地3000余亩,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并自力更生办起了小型工厂、企业。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

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后,于9月30日写了一则批语。他写道:“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姚文元接到毛泽东的上述批示后,对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报上来的材料又进行了一些文字上的加工修改,定题目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并在他写的编者按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批语。这个由姚文元写的按语说:毛主席关于柳河“五七”干校经验的批语,“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的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的青春”。姚文元写好这一按语后,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可用。”10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同时刊发了姚文元写的编者按。

这样,柳河“五七”干校便成了受到毛泽东肯定的典型。各地纷纷仿效柳河“五七”干校,办起了许多干校。中央各机关,包括中央办公厅,也都在外地寻找地点,分别办起了各自的“五七”干校。一时间,“五七”干校在全国到处“开花”。

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从此,“五七”干校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陆续消失。

1976年5月7日,在毛泽东发表“五七”指示10周年之际,邮电部发行了这套纪念“五七”干校邮票。

编号J9,全套三枚,第一枚认真读书,第二枚生产劳动,第三枚插队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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