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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毓成

黄毓成,民国陆军上将,云南省镇沅县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考中秀才,入昆明经正书院。1904年夏赴日留学,学成回滇于讲武堂任职。1911年参与发动昆明"重九起义",起义成功后任陆军第一师骑兵联队长,次年4月率骑兵支队入黔。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云南举义讨袁,黄毓成任护国军第三军挺进军司令,率部参加滇桂边境抗击龙觐光部的作战。1918年到1922年间,任滇军驻川师长、司令部参赞等职,目睹军阀间拥兵争利,愤而解甲,赴上海闲居。1937年受南京政府令,返滇任云南禁烟特派员,遭解职后归家研究佛学至解放。解放后任云南省文史馆馆员,于1958年病逝。

黄家远祖为南京郊区柳树湾人。明初朱元璋统一全国后,搬江南民户数十万人随军到地广人稀

的云南,以追剿元朝残余,巩固边疆。黄家几兄弟就在该队伍中:大哥留在江西鄱阳湖边,其余三兄弟随军队到云南,被安排在临沧坝子屯垦。经过五六百年的繁衍生息,形成临沧、普洱的一大姓氏。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江西黄家的一个小伙子黄上达也来到了云南定居,后全家死于清末的民族械斗,唯有长子黄钟祥只身逃出,娶妻欧阳氏,在案板井背矿熬盐过活。1884年,欧阳氏生下第四个儿子,出生时个大、哭声响亮,重四公斤,父亲为其取名黄毓成。

黄毓成出生时,父亲黄钟祥虽然有自己的矿洞和熬房,但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温饱。黄钟祥深知,要尽最大的力量供孩子们读书识字,才能走出大山,因此六岁时黄毓成就告别了上山打柴、下河游泳的生活,进入私塾念书。在私塾里,黄毓成读书过目不忘,背诵四书五经时滔滔不绝,教书先生为之取字“斐章”。

1902年,清政府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如期进行,读书人的童生试开始。18岁的黄毓成在县考中考得第四名,到普洱府考后又一举中了秀才。父亲黄钟祥欣喜欲狂,备上厚礼,带着儿子行大礼谢师。其师言:“此子前途无量,但世事不宁,一需习武,二需谨慎。”自此,黄毓成走出祖辈一直居住的大山,来到省城昆明的经正书院。

1903年的经正书院,旧时书生较多,新思想远没有当时的云南最高学府五华书院活跃。于是,黄毓成经常和吕志伊等同学到五华书院参加集会,并偷偷阅读各种革命刊物。在当时,这些言行都被视为是对大清朝廷的不敬,敢出言造反要被捉进大牢,甚至株连三族。黄毓成也曾被同学告密到校方,但校方一追查,总发现是以罗佩金为首对于这个罗家大少爷,校方要想严处总得先掂量掂量,于是黄毓成常常有惊无险。

后来,罗佩金重阳节“吟反诗”事发,被五华书院开除,离开昆明去了广州。钦佩之余,黄毓成也开始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受罗佩金要“来点硬的”的影响,他也觉得要推翻清政府,才能救国于水火,于是立志弃文习武,将岳飞的《满江红》写成条幅挂于床头,并结交了很多民间练习武术的朋友,习十八般兵器,以图待机报国。

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政府开始作一些改良:洋务运动、废除科举、兴办新学、编练新军……在云南则成立了新编陆军第十九镇(师),但却缺乏掌握新式武器和训练军队的军官,政府只好开始向东洋、西洋派遣留学生,并于1904年大幅度增加留学生数量。听闻到要剪辫子到东洋留学生,经正书院只读四书五经的老少书生被吓走了一大半,黄毓成却兴奋不已,多年习武救国的期望即将变成现实,这个从大山走出来的二十岁小伙子顺利考取了官费留学生。据《昆明历史资料》载:“是年吾滇送日本留学生陆军三十人,师范、政法、实业百余人。”1904年7月初,在著名文人赵藩、陈荣昌的带领下,一群人从昆明出发。10月初,他们抵达日本东京,入振武学校。

黄毓成和同学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各种现代知识。有感于生活在大山深处的乡亲们知识太贫乏,黄毓成多次寄回的包裹都是现代书画。大哥黄毓桂在其支持下,于家乡案板井黄宅办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私塾,将这些书画做教材用。一次,其母欧阳老妇人看到一些人体生理挂图,被吓得直哭:“怎么我儿子会到这种鬼地方,人没有皮包着,只有一根根骨头……”后来成立的镇沅小学堂,也将这些新书画作为开办新课程的教材。

1905年,“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黄毓成和大部分云南同学成为了第一批会员。1906年,黄毓成从振武学校毕业,进入日本陆军实习半年入士官学校。这期间,黄毓成所在连队在海滨练习泅渡时,遇到日本天皇的游艇。从望远镜中看到这些士兵后,天皇下令:“前面岛上有朕的夏宫,能从岸边游到岛上并从东面上岛者有重奖。”黄毓成在波涛汹涌中勇往直前,第一个游到岛上,被侍卫拥着去见天皇。随侍在侧的士官学校校长滨田雄一少将问明其中国留学生的身份后,天皇大喜,命左右取八宝指挥刀一把,赐给黄毓成。

尽管如此,日本政府还是指令各学校对中国留学生“一要拉拢二要防范”,以防中国学生学得太好,以后对日本不利,故教学上多有保守。比如在教授机关枪知识时,只教使用,不教构造原理。黄毓成便和同学商量,窃取教官的讲义,连夜传抄,私下学习。按同盟会的要求,黄毓成主攻骑兵,于1908年末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回国后,照例进京觐见皇上,统考后再由选派的省份安排工作。黄毓成被调至云南讲武堂担任骑兵科教官,和其他留学的同学(李鸿祥、谢汝翼、李根源、唐继尧、黄毓成、殷承、张开儒、叶荃、赵又新)一起,把日本士官学校中最成功的教育和训练方法都应用于教学。

黄毓成,(1884 ?),字斐章,云南省镇沅县人,民国陆军上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六期步兵科毕业。黄毓成留学日本时,参加了同盟会。

1909年2月,云贵总督沈秉坤电调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学生回滇供职,在日本士官学校的李鸿祥、谢汝翼、李根源、唐继尧、黄毓成、殷承、张开儒、叶荃、赵又新等人纷纷回国,任职云南新军,其中黄毓成被任命为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八月二十五日,同盟会会员唐继尧、刘存厚、殷成献、沈汪度、张子贞、黄毓成等举行第一次秘密会议,策划响应武昌起义,经过反复磋商于九月初九,举行了云南重九起义。

云南军政府成立后,黄毓成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马标统带,参加了援川滇军。

1913年8月4日,熊克武在重庆宣布独立,就任四川讨袁军总司令。12日,袁世凯令鄂督黎元洪、陕督张凤慧、滇督蔡锷、黔督唐继尧“酌拨劲旅,会合兜剿”。四都督遵令拨兵援川。黔督唐继尧派黄毓成以黔军援川第一混成旅旅长兼前卫司令的身份,率混成协一队援川。黄原拟响应讨袁军,及入川而赣宁已败,转而攻熊以自保,并于9月12日率先攻入重庆。9月17日 袁世凯通令嘉奖黄毓成,特授勋五位,并任黄毓成署重庆镇守使。

黄毓成一进重庆,即将各要署及繁华街市占据。待王陵基打着“川东宣慰使”旗号赶到,已落后手。他俩位一个外号“黄毛牛”,一个外号“王灵官”,都是刚愎自用之人。

9月21日,川军王陵基部与滇军黄毓成部为争夺重庆市,炮轰山城,后经各国驻渝领事居间调停而停战。

9月30日,袁世凯令准署四川重庆镇守使黄毓成辞职,任周骏为重庆镇守使。12月,袁世凯又下令将黄毓成与王陵基交陆军部严议惩处,失去军职,闲居昆明。

闲居期间,黄毓成与罗佩金、王灿、丁祖佑等一批开明人士,于1915年5月初,以“谋都市人民之健康及社会之消防安全”和“注重饮料、脾益卫生、便利人民”为宗旨,积极倡议创办自来厂。这一建议很快得到唐继尧的赞同,最后,由法商海防机械建设公司工程师戴阿尔负责承建整个水厂工程,采用西门子公司的设备。

1917年8月,水厂泵房和水池竣工。自来水厂则位于五华山西麓(今华山西路东侧),1918年5月2日正式送水,日供水量1034立方米。

1915年,袁世凯图谋窃国称帝,滇督唐继尧态度不明,滇军内富有正义感的军官纷纷相约向唐进言。有一次黄毓成、邓泰中、杨蓁三人相约一同去劝唐反袁,谈话过程中黄毓成还把手枪砸在桌上。在各方影响之后,最终唐宣布讨袁。

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联名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并率军向北、向东进攻。黄毓成任护国军第三军第三梯团长,下辖:第一支队司令:杨杰第二支队司令:叶成林。

黄梯团原来没有基本队伍,是从地方的团警及新募入伍的士兵杂凑而成,并非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但在黄将军等的指挥教练下,不久就变成所向无敌的一支劲旅,在滇、川、黔迭树殊勋。不久所部改编为护国军挺进军,3月中旬,黄毓成率部,由云南经贵州兴义进抵广西百色,协同李烈钧部张开儒支队、护国军第三军赵钟奇支队、桂军马济部围攻百色,包围龙觐光指挥部,龙觐光缴械投降,通电赞成共和。李文富见大势已去,率众投降。

1917年11月,唐继尧组建“滇黔靖国联军”,自任总司令,以杨蓁为总参谋长,以顾品珍、赵又新、瘐恩 、黄毓成、张开儒、方声涛、张熙、叶荃分任八个军军长。

1923年唐继尧重主滇政,大肆翦除旧人宿将,罗佩金庾恩等均遭杀害。黄毓成自度不免,变服逃往省外。当时杨森当上“督理”,故前去投靠。说来他二人渊源甚深,早在辛亥革命时,黄毓成以滇军梯团长领兵入川,四川军政府派上尉参谋杨森驻黄部任联络,颇得黄器重。尔后杨森在川军第一师任营长,因不听调度,被刘湘把部队拉走。受到第一师通缉的杨森在川立足不住被迫逃往云南依黄毓成门下作食客。护国军兴,黄毓成任挺进军总司令进驻叙府,所部梯团长杨杰(字耿光,民国的三个半参谋长之一)兼叙府卫戍司令,黄特派杨森任该司令部中校主任参谋。未几杨杰赴自流井公干,所兼卫戍司令暂交杨森代理,待杨杰事毕返叙,杨森恃黄信任,竟拒不交割,公然放话要杨杰以兼职相让。杨杰闻知,大发雷霆:“杨子惠不过是个跑腿,居然敢在我面前如此张狂!”

当即下令将杨森抓了起来,打算晚上悄悄拖出去枪毙。黄毓成闻讯,急忙撵去制止: “耿光,你我乃客军,在川省作战,杨子惠人地两熟,是个用得着的人,杀之有失人望!这事还是交给我处理算!” 这样杨森才捡回一条性命。黄毓成见杨森留在叙府与杨杰无法相处,又修书一封,派人护送杨森去泸州投奔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被赵委为参谋长。

对过去有恩于已的旧上司,杨森执礼甚恭,特设盛宴款待,席上一口一个“斐公”,再三推黄上坐。在杨森内心,除了感恩念旧,更重要的是看中黄毓成乃滇军名将,以其才干声望,在未来统一川局的斗争中实为不可多得的帮手。黄毓成见杨森如此念旧,认为孺子可教,便慨然谈起自己的打算。原来黄毓成受蔡锷影响很深,素主“联省自治”。他表示愿竭全力辅佐杨森削平群雄,统一四川,然后组织“定滇军”在杨森大力援助下打回云南,取唐继尧而代之。同时又劝杨结好驻川黔军袁祖铭以为外援,许以将来支持其打回贵州,驱逐刘显世。届时公推杨森为“川、滇、黔三省联帅”,实现西南联省自治,进一步际会风云,出师两湖、两广,问鼎中原。一番谠言高论,说得杨森心花怒放,便合盘道出了自己的“雄图壮志”。双方言语投机,杨森当场就委任黄毓成为“督署”总参谋长,并拨一万大洋,作为黄在祠堂街收集旧部,开办“定滇军随营干部学校”的活动经费。

因黄毓成的来归,跃跃欲试的杨森便召集手下亲信将领密议用兵。会上杨森特意把黄毓成向众将作了一番介绍,然后请黄发表高见。黄毓成胸有成竹地提出“远交近攻”之策,在地图上指点分析说是:“统一川局,川南、川东为用兵重心。成都为我军根本,然防区狭窄,众邻环逼,必须先行廓清外围,以固根本。西面的灌县,北面的广汉、德阳,南面的双流,东面的简阳,势所必得,但为了避免过早惊动各军,给日后造成困难,建议采取远交近攻之策,分别情况,各个击破。”

见他讲得头头是道,杨森颔首微笑道:“斐公所言,甚获我心。”根据总参谋长黄毓成提出两期作战方案:第一期以突然袭击,各个击破的方针,迅速消灭接壤的赖心辉刘成勋两部,进而消灭陈洪范,但开战之初,只对赖、刘讨伐,将陈暂时稳住。对另一接壤的陈国栋,在既有的分化拉拢基础上,从外部施加压力,内外夹攻,力争兵不血刃,瓦解该部。对战线波及的田颂尧刘文辉应予优容,分别抑留该两部于盐亭、阆中以北和叙南地区。但应切实加强第四师在泸、纳对刘文辉的隔离,防其逸走。整个第一期作战过程应积极展开邓邓锡侯、袁祖铭、刘湘的外交联络,促其中立。在取得第一期作战胜利的基础上,第二期以外线作战,攻取重庆,消灭刘湘,传檄残存各军,在渝召开善后会议,统一川局。作战过程中应以一定利益,尽量拉拢邓锡侯、袁祖铭,使之不介入对重庆的争夺。

黄毓成这一方案,系依据各部实力及与杨森集团的利害关系,经过周密研究制定,事前并得到杨森首肯。与会诸将对始终争取邓锡侯为友军都没有异议,但对第二期战斗中联络袁祖铭消灭刘湘,则发生较大分歧。除别有用心的王缵绪为在杨森面前表白自己忠贞不二,故意迎合黄毓成的意见外,其他“速成”出身的将领如王正钧、曾述孔、向成杰、李根固等出于学系的宗派意识,都力主联合刘湘打击袁祖铭。

黄毓成知道这些人因过去与刘湘同学兼部属关系,格于情面,不愿跟刘兵戎相见。但事关大计,仍力持已见:“刘甫澄为人阴鸷,唯其目前兵力无多,正好一举翦除,免遗后患!袁鼎卿本系客军,其目标在黔而不在蜀,只要我们保证他目下在川利益,日后助其平定贵州,不但联盟没问题,且对惠公将来三省联帅之地位大有裨益!”双方争执不下,会议一度中断。会下,黄毓成单独找杨森面谈:“子惠,联袁联刘,关系全局成败,有些话在会上不好讲明。老实说,方今四川就数‘速成系’力量最强,能有资格你争夺‘速成系’领袖的,只有刘甫澄!无论你们两个中谁出来收拾川局,都要依靠‘速成系’这帮人。因此这帮人都可视你与刘甫澄势力消长依违其间,左右逢源。要说联刘嘛,你们随便哪个皆可联刘,你却不能!”

杨森也认为黄毓成的话很有道理,完全是为向着自己,但一来总觉得刘湘目下实力太小,兴不起什么风浪;二来他自己正在大力培植“速成系”宗派意识,须得顾及多数将领的情绪。故对消灭刘湘一时难以作出决断,便敷衍黄说:“斐章,你的话很对,我又何尝不知道他们是抹不开过去的同学情面!不过既然第一期作战袁、刘都不在攻击之列,这事就暂且不作决定,以安诸将之心,同时也免过早暴露目标。待我一举扫平刘、赖、陈三部之后,大势所趋,再行宣布。”此刻无论黄毓成还是杨森,都还没有看出刘湘躲在幕后玩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术,假手段祺瑞予夺“名器”,从政治上孤立打击杨森的危害性。究竟联刘打袁或联袁打刘,还是袁、刘一锅端,暂时便被搁在一旁。

会后,杨森发表黄毓成兼领“前敌各军总指挥”,统辖五路大军向刘成勋、赖心辉、陈洪范进攻。后来杨森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又要对刘文辉开火,黄毓成急忙从资中前线赶回成都,力劝杨森不可轻举妄动,道是:“我军第二期作战行将展开,目前不宜树敌过多,对刘自乾应予优容,以安‘保定系’诸人之心。”

被第一阶段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杨森,连连摆头道:“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刘自乾自己要跳出来挨刀,那就管不到他那么多罗!”刘文辉见势不妙,便决定放弃叙南,同刘成勋经泸州分道荣昌、合江向重庆退却,投靠刘湘。

刘湘此时,知道与杨马上就要公开摊牌,为了拼凑“倒杨联军”,必须将实力居全川第二,拥兵4万余众的邓锡侯拉进来。见面之下,刘湘爽快地开出条件,答应负责补充邓饷弹,俟倒杨成功后,“速成系”以外的部队统归邓收编,省会成都及川西由邓驻防。并故意透露袁祖铭同意加入,联军比重已大为增强,而王缵绪已经动摇,杨森内部业经打开缺口。邓锡侯早就反复考虑过,遂决心加入倒杨营垒。

在黄毓成苦劝下,杨森对争取邓锡侯也很重视,专派唐剑秋驻邓部联络。但杨自认为胜算在握,对邓锡侯关切的防地、饷款问题始终不作明确表示,徒以口舌拉拢,自然收效甚微。除开邓锡侯,另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便是拥兵3万余众的黔军总司令袁祖铭。因为系客军,经费窘乏的袁祖铭最感兴趣的是盐税收入。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杨森对争取邓、袁原则表示赞成,但要按月划给盐款,则很有些肉痛,故倾向于不作具体许愿。

结果 惹的三刘一赖会合之后又联合邓锡侯袁祖铭。杨森内部分化,主力王缵绪倒戈,大军一败涂地。黄毓成只得只身避往峨眉山万年寺,联军方面首脑人物除刘湘外,对黄毓成都有一定交谊。邓特派熟人去万年寺迎黄下山,共商善后。刚一见到黄毓成提到来意,黄就大骂:“杨子惠孺子不可教!”并当着面把签署命令用的一方翠玉私章锤碎,发誓再不过问川中军政,愿去上海休息。由邓锡侯、刘文辉厚赠旅费,礼送出川。这位“定滇军总司令”借杨森之力,打回云南取唐继尧而代的美梦,终成泡影。

1957年2月13日,朱德结束了在广东的视察,风尘仆仆地抵达云南昆明。重返故地,朱德首先想到的是他的老师和同学。次日,他不顾旅途劳累,会见了原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李鸿祥、黄毓成、叶成林、孙永安等。朱德同志对大家说:“云南是我的第二故乡,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我永远不会忘记云南。这次有幸重返云南,见到阔别多年的老师、同学、同事,愉快的心情是难以表达的!”会见中,朱德同志还一一询问老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追述往事和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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