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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英

马士英(约1591~1646),字瑶草(一说字冲然),贵州贵阳人,明末凤阳总督、南明弘光朝内阁首辅。本姓李,过继马氏,祖籍广西梧州(一说江苏仪征)。明万历己未(1619年)成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后历官严州、河南、大同知府、庐凤总督等职。明王朝覆灭后,马士英与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等拥立福王朱由崧建立南明弘光政权。因"拥兵迎福王于江上"有功,升任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成为南明弘光王朝首辅,人称"马阁老",后事败被清廷所诛。有清一代,其为人颇遭指责,时唯有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幸存录》对其持论公允。有《永城纪略》(含《永牍》)及部分诗文、书画作品传世。

万历四十四年,与怀宁阮大铖同中会试。又三年,士英授南京户部主事。天启时,迁郎中,历知严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祯三年,迁山西阳和道副使。五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到官甫一月,檄取公帑数千金,馈遗朝贵,为镇守太监王坤所发,坐遣戍。然而此乃官场惯例,故而当时颇有东林复社集团之人上书称此为阉党构陷。 寻流寓南京。时大铖名挂逆案,失职久废,以避流贼至,与士英相结甚欢。
当时阮大铖的诗词“流传演唱,与东嘉、中朗、汉卿、白、马并行”,又得“识者推重,谓……实得词家正宗嫡派”,阮家戏班更是冠绝当时,号称金陵第一;兼且其门庭若市,“南中当事多与游,……呜驺坐舆,偃蹇如故;士大夫缱绻,争寄腹心”,可见相结甚欢的并非马士英一人而已。
然而不久复社和东林党人图谋以周延儒再相,秘密筹集政治资金。大铖企图与东林消除敌对,就献金万两佐之。后周大拜,入内阁,为首辅,欲报答。因东林同人反对而作罢。大铖推士英以自代。士英遂再起。 马士英曾言:“若辈讲声气耶?虽然,孰予若?予吊张天如(张溥),走千里一月,为经纪其后事也,人谁问死天如也?”就颇有江湖豪气,他说你们不是讲同气连声吗,你们谁能和我比?我为张溥经营后事,一月奔波千里,那会又有谁和我一样,去这么吊问一个死张溥?尽管张溥是东林巨子、复社创始人,当时东林诸人大多却都急着和周延儒讨论官位,最后一个关系隔了一层的人为他操办后事。
马士英与张溥的关系:原因是阮大铖与张溥交情颇好,崇祯时动用了自己与冯铨的关系,和张溥一起为周延儒复起而奔走,周延儒复出后,阮大铖要求他举荐自己,但周延儒迫于和东林复社一脉有君子协议,不敢起用“逆案”中人,于是和阮大铖协商,最后阮提出起用好友马士英,于是马士英才被起用。马士英被起用时,尚在戍籍,也就是说他还是个带罪流放者,当时茫然不知这任命是怎么回事,至事后才知此乃阮大铖所为,故对阮感激涕零。而他与张溥的关系就此而起,也因此在张溥死后,为了替其经营后事而一月奔波千里,其为人脾性中的豪杰信义,在此事上可略见一斑。
他对隔了一层的张溥尚且如此尽心,对一手造就了他今日富贵的阮大铖之举荐恩义,当然无论怎么都必定要报的,所以南明时才会努力使阮大铖复出。
有人言:“士英一庸才,不过大铖之傀儡耳!以为执政,犹沐猴而冠也”,这并非事实。
马士英遍历封疆,对实务颇有才干。虽然不是什么奇才,但在明末士大夫们普遍无能的情况下,还是相当优异的。
事实上,正是因为马士英的合格尽职,所以江南一直是未受农民起义军威胁过的世外桃源。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 三月,李自成进北京,明毅宗朱由检自缢。南京诸臣仓卒议立新君。马士英内结宦官韩赞周、勋臣刘孔昭,外约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等,拥立福王朱由崧于南京,成立了第一个南明政权,即安宗朝廷或弘光朝。大抵为各党之救国联合政府、统一战线。但以马士英、阮大铖等操实权。马士英任东阁大学士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仍督凤阳等处军务。   在嘉靖朝的“大礼议”和万历朝的“争国本”事件中,东林朝士们孜孜以争的就是血统亲疏和长嫡,所谓的伦序纲常,按照他们的那套理论,福王朱由崧是当然的不二人选。
首先福王朱由崧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要比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两藩都居长,而朱由崧又是其长子,和崇祯是同一辈,乃是崇祯的亲堂兄,所以无论是论长幼还是依嘉靖继位的“兄终弟及”先例,他都显然优于惠、桂二王。
至于潞王朱常,不但血缘关系隔了一层,连辈分也要大崇祯一辈,所以怎么看都不太可能轮得到他。
但这个时候相当部分的东林党人闭口不讲嘉靖“大议礼”和万历“争国本”时他们那套被奉为“万世法”的伦序纲常了,却开始讲起“立贤”来了。

。诸大臣虑福王立,或追怨“妖书”及“梃击”、“移宫”等案;潞王立,则无后患。阴主之者,废籍礼部侍郎钱谦益,力持其议者兵部侍郎吕大器,而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皆然之。前山东按察使佥事雷祚、礼部员外郎周镳往来游说。

史可法偷偷约见马士英,在浦口与之密谈。

而马士英也有心要立个大功,于是两人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秘密商定出一个两不得罪的折中方案,即放弃福王和潞王,拥立桂王朱常瀛。史可法遂于到达浦口的第二天,写信回南京,提出了拥立桂王,同时由潞王仿照古兵马元帅之制暂时统率兵马的方案。

而盘踞在南京的东林势力,其实只要不是福王朱由崧继位,无论选谁都是不会有意见的,所以他们一接到史可法的方案,礼部就马上准备了各种仪仗,打算出发去广西接桂王到南京继位。

史可法当时心里都是很清楚的,他在与姜曰广私下商议拥立人选时,先曾对“拥潞”一事表态道:“此兵端也!”借此否定拥立潞王朱常,接着又说:“以齐桓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易牙、开方则乱。今吾辈之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又何患焉?”此言即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倾向,同时也表明他心里其实很清楚,哪怕就是拥立福王继位,亦无足为患。

  可惜的是,这位握有拥立大权的残明第一重臣史可法史大人,在关系到社稷安危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表现极度让人失望。
在他以上言论泄露之后,“拥潞”诸人气势汹汹,舆论大哗,史可法既不敢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据理力争,坦言福王伦序当立、“拥潞”或将开肇兵端,也不敢坚持自己的观点,站出来阐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以打消众人对“拥嫡”的疑惧之心,而是畏首畏尾至于“引避不言矣”,最后竟搞出了一个试图两不得罪,不伦不类的“拥桂”方案。
这个“拥桂”方案,一不合伦序纲常,放着崇祯帝的亲堂兄弟不立,却去立崇祯帝的叔叔,虽然大家都是万历皇帝所出,但这样做置天启、崇祯二帝于何地?置福王于何地?驱之亦或杀之焉?因此其本质和“拥潞”并无太大的区别。
二是极度缺乏操作性,比之“拥潞”都不如。潞王朱常好歹和福王一样,都近在淮安,几天就可以到南京。而桂王却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广西,且目前是个什么情况都还不是很清楚,再加这迎驾的全套仪仗摆出去,一个来回几个月总是要的,到时候只怕这位桂王还没到南京,大顺军或清军早已兵临城下了。
在此一事中,史可法自见识和政治手段上看,虽然有所认识,但优柔寡断顾虑重重,毫无一点政治家的决断和魄力,不敢快刀斩乱麻安定局势,以至后来不得不出京避祸,空自丧失重整朝廷的大好时机;从气节和品格上看,他也没能做到一心为国或对崇祯帝死而后已,一遇阻力和反对,连仗义执言的勇气都没有,只求不得罪各方势力。这比之他老师左光斗,直如陈元龙许汜之上下床之别,相去何止千里。
在凤阳“拥嫡”成为定局后,马士英率军五万,拥着福王朱由崧浩浩荡荡直奔仪真,福王在那里捎上史可法后往南京而去,马士英则率大军驻扎不动。   他起用阮大铖,与东林党人和依附东林的前齐党高弘图等多有争执。部分东林党人于是结交明军将领左良玉,发动“清君侧”。而马士英等也以内战为优先考虑。就当双方大战于弘光元年 (1645)春时,建州伪豫亲王多铎率军南下,五月初,南京陷落,弘光朝廷灭亡。马士英南走浙江杭州、绍兴等地,奉着他的母亲假充皇太后,跑到方国安军里去,因此又生出来伪太后一案。最后入太湖投长兴伯吴日生军中继续抗贼,斗争失败后被建州军于太湖擒杀。一说马士英遁逃台州后,入四明山削发为僧,清兵剥其皮,实之以草,极为惨烈,却被东林称为“马瑶草生怀瑶死怀草”。可见后期部分东林党人的意气之争已经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
在南京城破后,清军统帅多铎和宁死不降的弘光朝礼部主事黄端伯之间的一段对话颇能反映马士英的气节。黄端伯听说赵之龙、钱谦益等人献门率众投降,在城门大书数字“大明礼部仪制司主事黄端伯不降”因而被抓捕。在审问中:
多铎拍案叱喝:“你认为弘光帝是何种人物,想为他一死?”
黄端伯朗言:“皇帝圣明!”
多铎问:“马士英,又怎样呢?”
黄端伯:“马士英,忠臣也!”
多铎又可气又可笑,问:“马士英乃大奸臣,何得为忠?”
黄端伯说:“马士英不降,拥送太后入浙江,当然是忠臣。”他指着已经剃发易服的赵之龙等人说:“这些人才是不忠不孝之人。”   《明史》谓马士英“为人贪鄙无远略,复引用大铖,日事报复,招权罔利,以迄于亡”。 顾诚的《南明史》评价马士英固然不是救时之相,但把他列入《明史》奸臣传似乎过重。至于把他同阮大铖挂在一起称之为“阉祸”更是无中生有。 注:图为明代马士英罕见的珍稀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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