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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体赋

兴起于汉武帝之时,是一种综合了诗、骚、散文等文体因素而被作家重新加工过的新型文体。散体赋的初具规模之作可上推至宋玉的《高唐赋》,枚乘的《七发》则是奠基之作,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则把散体赋的创作推向了成熟阶段。

指汉代盛行的赋体作品,以主客问答的方式"铺陈(chi)文,体物写志",虽散韵结合,但散文的意味较重,所以称为散体赋。一般篇幅较长,规模宏大,所以又称散体大赋。散体大赋是汉赋的主干,所以散体大赋可以直接称之为汉赋,一般来说,文学史上说的"汉赋",都是指汉代散体大赋而言。

散体赋,句式三、四言至九、十言均有,韵散结合,以体物为主,一般直书其事,铺采文,排比铺陈,多以问答体形式展开描写,辞藻富丽,篇幅庞大。主要由诸子问答体、战国纵横游说之文和楚辞演化而来。

东汉前期,散体赋的创作仍呈现现发展态势,不过创作倾向开始由讽谏转向颂美。班固的《两都赋》是一篇明确地以颂美为创作目的的作品。赋前有一段较长的序,表达了班固的辞赋观和创作宗旨。序中称: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宏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且夫道有夷隆,学有粗密,因时而建德者,不以远近易则,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稽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耀,折以今之法度。

这段话充分肯定了赋的颂美作用,甚至将它们与《诗经》的《雅》、《颂》等而论之。它反映了东汉赋家对赋的重新定位。他们希望把赋纳入国家的礼乐典章之中,使之成为文治教化之具。出于此种目的,东汉前期的赋家以极大的热情颂扬朝廷的礼乐典章和文治教化之美,《两都赋》就是从这一角度下笔的。这两篇赋的创作和东汉初年关于建都问题的争论有关。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曾遭到一些朝野人士的反对,到了永平年间,仍有《两都赋》中所说的"西都耆老"盛称西都的繁盛而鄙陋东都洛阳。《两都赋》即针对这一现象而作。但班固在赋中并没有就西都和东都的优劣展开评议,而是通过赋中的描写"以极众人之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在《西都赋》中,他先让西都宾极力夸饰西都的宏伟富丽,这正是所谓"众人之眩曜"的东西。《东都赋》一开头就针对这个靶子进行批评,然后表示要告诉对方"建武之理,永平之事。"关于建武之理,主要写光武中兴,认为光武帝的勋业和行为,可比于伏羲黄帝、汤、武、殷中宗、周成王以及西高祖和文、武二帝。而赋中赞扬的重点,则是永平之事。而永平之事,又主要写其礼乐教化:

于是百姓涤瑕荡秽而镜至清,形神寂漠,耳目不营,嗜欲之原灭,廉正之心生,莫不优游而自得,玉润而金声,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仁。登降饫宴之礼既毕,因相与嗟叹玄德,谠言弘说,感含和而吐气,颂曰:盛哉乎斯世!

赋中对东汉的颂美是毫不掩饰的,尤其是对作者生活的永平时期,其赞颂更是无以复加。但这种赞颂既不是以东汉的繁荣富强去压倒西汉,也不是停留在对帝王功业的讴歌,而是集中在东汉的德治之美和礼乐教化之隆,所谓"折之以今之法度"的法度,也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依据,宣扬王道德治和礼义教化的思想。与这种思想倾向相适应,赋的风格也是雍容典雅的,赋的结尾又特意安排几首四言诗,把这种颂美倾向和典雅风格推向了极致。

东汉前期还有一批赋家也表现出同样的创作倾向。傅毅作有《洛都赋》和《七激》,作有《反都赋》,李尤有《函谷关赋》、《辟雍赋》、《东观赋》、《德阳殿赋》、《平乐观赋》等,也都重在描写礼制之隆、教化之美和四夷宾服之盛况,以赞美东汉的中兴和德治。

东汉中期,散体赋的创作出现多元化倾向,其中有娱乐之作,也有颂美和讽谏。张衡的(78-139)《二京赋》是又一次讽谏的尝试。《后汉书张衡传》说:"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赋中假设凭虚公子和安处先生的问答。《西京赋》中先让凭虚公子夸耀长安及西汉的豪侈富强,批评东汉"独俭啬以龌龊",这些话等于为《东京赋》中的议论树立了一个靶子。《东京赋》即针对上述观点展开议论,尖锐地指出崇尚奢侈,"剿民以乐,"的危害。《二京赋》的铺陈描写规模更大,特别是更为广泛地描写了汉代的城市生活、风俗民情,其中对各种杂技百戏的描写是研究汉代表演艺术的珍贵史料。赋中的议论也更多,更具针对性。但赋的基本体式仍是模仿前人,终不能改变劝百讽一的特点。

汉大赋的缺点是一味对客观对象进行铺陈描写,而很少表现作者的内心世界和主观感受;一律采用主客问答和层层排比,也略嫌呆板少变;赋中又往往爱用奇词僻句,容易给人嚼蜡之感。但尽管如此,汉大赋在文学史上仍占有重要地位。作为两汉文学的代表,他们描写了中华民族大发展时期的社会生活,反映了当时人们在各个领域开拓进取的业绩,歌颂了国家的强盛和统一,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汉大赋中描写了疆土的辽阔、山川的富饶、都市的繁华、宫苑的壮丽、以及田猎、歌舞、音乐、杂技、车马、服饰等丰富多彩的对象,扩大了古代文学的题材领域。在表现技巧和语言运用方面,他们也为后人提供了经验。特别是汉大赋主要是作为一种供人愉悦的艺术品而创作的,非常讲究形式美,这对古代文学观念的形成,对于文学脱离学术走向独立,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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