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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人者昌,失人者亡

得人者昌,失人者亡,是汉语词汇,出自《项籍故里碑铭序》,解释为得人心的就能兴隆,失去人心的就要灭亡。

得人者昌,失人者亡

dé rén zhě chāng, shī rén zhě wáng

人:指人心。得人心就能兴隆,失去人心就要灭亡。

唐李观《项籍故里碑铭序》:“至如谋于汉者,昔其臣也,公实弃之;兵于汉者,亦其将也,公不庸之。故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

瑜曰:“自古~。”(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二十九回)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所讲的的谋士与权谋,是世界上任何一本书也无法与之相比的。而其中的许多谋士所运用的权谋,至今仍有实用价值。三国时期的谋士,不同于当今的参谋,秘书,文职人员这一类部属;也不完全是军师,顾问,参事,高参这一类直接参与帷幕指挥的人员;其更接近于现代各国为统治者出谋划策的“智囊”,是进行重要战略决策,实施大政方针转变时,为领导人提供各种可行性方案,供其决断的高级辅佐人才。

高明的领导,必有优秀的谋士辅佐;而才智出众的谋士,也必须要碰到赏识他,信任他的领导,才能施展才华,发挥作用。若是好谋士遇到了一个昏君或庸君,那就要白白浪费青春,消耗生命了。不然,怎么会有“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仕”这句名言呢?!在《三国演义》中,袁绍是无论在实力上,还是在地盘上都要比曹操强得多的一方诸侯,而且在他帐下还拥有极有智慧、极有韬略的众多谋士。但是,由于他刚愎自用,气量狭小,怀疑猜忌,优柔寡断,结果,败在了比他弱势很多曹孟德手下。

也许是受罗贯中影响太深的缘故,从个人品德上来看,我并不喜欢曹操这个人,常常称之为奸雄。但是,你却不得不佩服,曹孟德识人用人的敏锐与大度。在三国时期,拥有谋士最多,使用谋士最力者,就是这个曹操了。他用人讲求“惟才是举”,“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所以,大批人才被网罗到了曹操的周围。正所谓,“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谁拥有了人才优势,并且又给人才创造了一个“各尽其能,各展所长”的良好环境,谁就会在竞争中占上风。

曹孟德与袁本初的官渡之战,是决定其能否立足天下的最大考验。在双方战事相持不下之际,曹操也动摇过;因为军力渐乏,粮草不继,故欲弃官渡而退回许昌。正迟疑不决时,曹孟德派人问计于留守许昌的荀,这位谋士回书献策曰:“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其意为,主公以弱战强,扼守咽喉要地,使袁绍不能前进,眼见其业己精疲力竭,其内部必有变数。此正是用奇谋之时,万不可心生动摇,错失良机,功亏一篑。果然不久,袁绍内部生变,谋士许攸投降曹操,并献计火烧袁绍的乌巢粮仓,最终导致袁本初败亡。官渡大捷后,曹孟德向皇帝上表,为荀请功。

其实,在官渡之战中,袁本初除了实力、地盘都要比曹孟德强得多以外,其麾下谋士也并不比曹孟德少,像许攸、田丰、沮授、审配、郭图等,也都是一流的“智囊”。因此,曹、袁官渡之战,说穿了,也是一场谋士之战。由于袁绍“多疑而寡决”,手下谋士又拉帮结派,纷争倾轧。结果,本可以打赢的仗,也打输了。而曹操之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得益于麾下谋士的高明对策。

另一位为曹操立下大功的谋士是年轻的郭嘉。袁绍败亡后,其子袁熙、袁尚西逃乌桓。郭嘉力主乘胜追击,统一北方。当时,曹操的部下对郭嘉的主张,颇有争议。认为应挥师南下,以图荆州刘表;若远征乌桓,许都空虚,有刘表袭击之虞。这种忧虑,可以说也是很有道理的。然而,郭嘉却敢悖众之言,建议大军西征乌桓,而置刘表于不顾。这种出人意料的谋略,也只有曹操这样的枭雄才会赏识。恰恰是这样超越常人的谋略,使曹军西征大获全胜,一举平定统一了北方。所以,主择臣,臣亦择主。智士能用,在于用智士者。郭嘉病逝于西征途中,曹操悲痛欲绝,发出天下相知者少的感慨,其情也真。

三国时期,像荀、郭嘉这样有远谋深虑的智士,并非只是曹操帐下才有。其实在袁绍麾下,也曾囊括了大部分河北名士。但袁绍本初恰恰是败在了不会使用谋士上面。

并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要能发现人才,使用人才,要给人才提供发挥才能的条件和环境。这就需要有会用人才的曹操式的决策者。所以,韩愈会感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会识人,才能得人;若不会识人,有人也等于无人。故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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