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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学派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其思想源头可上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春秋、战国亦称之为刑名、刑名之学,经过管仲、子产、范宣子、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韩非、桑弘羊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其范围涉及法律、经济、行政、组织、管理的社会科学,涉及社会改革、法学、经济学、金融、货币、国际贸易、行政管理、组织理论及运筹学等。

法家学派是春秋战国时的一个重要学派。起源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发展于战国时的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到了战国末期,韩非加以综合,集法家学说之大成。

在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齐国的法治思想独树一帜,被称为东方法家或齐法家。齐国是"功冠群公"的西周王朝开国功臣姜太公的封国,姜太公的祖先伯夷辅佐虞舜,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创始礼法并用的制度。太公封齐,简礼从俗,法立令行,礼法并用成为齐国传承不废的治国之道。管仲辅佐齐桓公治齐,一方面将礼义廉耻作为维系国家的擎天之柱,张扬礼义廉耻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以法治国,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的人。至战国时期,齐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百家争鸣的策源地,继承弘扬管仲思想的一批稷下先生形成了管仲学派。管仲学派兼重法教的法治思想成为先秦法家学派的最高成就。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深受齐文化熏陶的荀子,还培养出韩非和李斯两位法家代表人物。先秦法家主要划分为"东方法家"即齐法家和"西方法家"即秦晋法家两大阵营。秦晋法家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齐法家主张以法治国,法教兼重;秦晋法家奉法、术、势为至尊与圭臬,齐法家既重术、势,又重法、教。

韩非认为,法令应该"编著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齐国早期的法家代表管仲也说:"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他们积极主张通过变法来打破贵族统治,用官僚政治代替贵族政治,将最高权力集中于封建君主手中。因此,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公布法令,统一制度,奖励耕战,富国强民。

法家思想内容丰富,结构较为完整,包括伦理思想,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诸多方面。法家伦理思想。法家伦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观基础上的诚信观和义利观。

法家是先秦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激进派利益的学派。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等。他们都是一批主张"变法"的政治改革家和思想家。他们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极力辅佐一些国君进行社会政治、经济改革,并从某些方面为维护地主阶级统治提供了理论、原则和方法。法家学派在政治上、理论上,一般说来都是主张变法革新,要求加强君权,提倡以"法治"代替"礼治",积极发展封建经济,鼓励"耕战",力求做到"富国强兵",以达到加强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目的。在文化教育领域里,法家也提出了许多有别于其他学派的教育理论和政策。其中杰出的思想代表人物是商鞅和韩非。

商鞅变法是当时各国变法运动中比较彻底的一次,文化教育的改革是商鞅变法的内容之一。商鞅的文化教育思想与当时的儒家思想是对立的。他指责"儒学"为"虱子",他说:"礼乐"、"诗书"、"仁义"、"修善"、"孝悌"等等都是祸国殃民的东西,如果用这些复古主义的教条来治理国家,就会"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农战》)。敌人一来,国土就必被侵削;敌人不来,国家也必定贫穷。他同时痛斥那些"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画策》)的奴隶主贵族和儒生都是"□民"。必除之而后快。而当他们利用"诗"、"书"作为"以古非今"的舆论工具,企图进行反对活动的时候,商鞅则坚决主张采取"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打击和镇压。商鞅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特别重视为新兴地主阶级培养革新变法的人才。他提出:"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所谓"游宦之民",主要是指那些满脑子腐朽、保守思想意识的儒生及一些游食者。他们摇唇鼓舌,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商鞅认为必须加以禁止和打击。商鞅要培养和提拔的"耕战之士",就是那些在进行封建兼并战争和发展封建经济中对新兴地主阶级作出了实际贡献的人。商鞅认为对待这样的革新分子则必须按"任其力不任其德","官爵必以其力"的原则大胆地培养、提拔和任用。

在教育内容方面,商鞅反对儒家以"礼、乐、诗、书"教育学生,反对向学生灌输"仁"、"义"、"礼"、"智"等道德准则。他认为"儒学"不过是一些"高言伪议",不切实际的"浮学"。为了培养"耕战之士"和厉行"法治"的人才,商鞅主张学习法令和对耕战有用的实际知识。他提出"壹教"的教育纲领。"壹教"的实质就是执行新兴地主阶级的统一教育,它的主要内容是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令、政策统一人们的思想。商鞅认为:"壹教则下听上"(《赏刑》)。他强调:"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字分》)。明确指出"法"是地主阶级的生命,治理国家的根本,因此对民众必须加强"法治"的教育。"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君臣》)。即凡不符合法令的言论,不听;不符合法令的行为,不赞扬;不符合法令的事情,不做。一切的言论、行动必须根据新兴地主阶级的"法"为标准。为了使"法治"教育能够贯彻执行,商鞅实行"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定分》),把教育的权力掌握在新兴地主阶级官吏的手中。如果遇到"主法令之吏"有迁徙、死亡的情况,得立即选派接替者"学读法令",可见商鞅对树立法家对教育的领导是十分重视的。商鞅为了加强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强调"法治"教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漠视了学校在教育中的特殊作用,取消了专业的教师和文化知识的传授,这是违背文化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他对旧文化又采取一概削除的简单粗暴的政策,这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商鞅为了使秦国富强,他把农战作为治国之要。他奖励农战,主张加强农战教育。他说:"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慎法》)。

在教育途径方面,商鞅重视在通过农战的实际斗争中,锻炼和增长人们的才干。并认为人们的智谋是在长期的作战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均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所实施的"法"教和奖励"农战"的政策,却包含着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的一面。

韩非总结了战国前期和中期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五蠹》),是造成祸乱的重要原因。并认为当时的"私学"和统治者是"二心"的。这种"私学"是新兴地主阶级实行"法治"的绊脚石。因此他断然主张采取"禁其行"、"破其群"、"散其党"的措施,即禁止办私学的人的行动自由,禁止言论和结社的自由。

韩非猛烈地批判和攻击法家以外的其他学派,特别是反对当时影响最大的儒家学派。他指斥儒家的那一套"礼、乐、诗、书"的教条和"仁、义、孝、悌"的道德准则都是"愚诬之学","贫国之教","亡国之言",是致使国贫兵弱,乃至亡国的根源。在韩非看来,其他学派的理论都是互相矛盾的,只能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是非不分,统治者如果兼听他们的意见,就必然引起乱子。因此,韩非主张禁止这一切互相矛盾、只能惑乱人心的学说,而定法家于一尊。特别是要防止老百姓受到法家以外的其他学派思想的影响,要对他们的思想实行严格的统制。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韩非的法家思想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中的激进派利益的,它是一种进步的思潮,对建立地主阶级的统一政权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但是韩非的法家思想也反映了地主阶级反动性的一面,即对劳动人民实行思想统制的愚民政策。韩非的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思想,对文化教育的发展,对学术流派的繁荣也是极为不利的。

韩非主张培养"智术之士"或"能法之士"(《孤愤》)。这些"智术能法之士"就是懂得和坚决实行法治路线的革新人物,并且是积极拥护"耕战"政策而为它进行斗争的战士。韩非对"智术能法之士"必须具备的品质和能力做了详细的阐明,这种革新家必须是一个忠于封建国君"北面委质,无有二心"的人,并能做到"能去私曲,就公法","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有度》),一心一意为封建主义国家效力的所谓"贤臣","良将"。这种革新家应该具有"远见而明察","强毅而劲直"(《孤愤》)的品质。就是说他应该在思想上具备进步的历史观和变革思想;在政治上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有坚定地执行法治路线的坚强毅力和刚直的品质。为了使"法治"的思想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统治地位,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壹教"精神和措施,认为必须使国内做到"言谈者必轨于法",意思是说要使每个人的思想和言论都符合法家的精神和遵守国家的法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韩非提出了著名的法家教育纲领。他说:"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五蠹》)。所谓"无书简之文"、"无先王之语",实质就是要废除、清算古代奴隶制的文化典籍和道德说教,特别是儒家所尊崇的"礼、乐、诗、书"和"仁、义、孝、悌"这一套东西,并从而实现他的"以法为教"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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