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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银行

四明银行是旧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之一。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成立。曾从清政府取得银行券发行权。经营一般商业银行及储蓄、信托、仓库等业务,房地产投资较多。总行设上海。1935年因滥发银行券,发生挤兑,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乘机加以控制,加入大量"官股"。是小四行成员之一。建国后,"官股"由人民政府接管。1952年12月与其他行庄合并组成公私合营银行。

四明改组后,由于当时上海新设银行不多,四明在上海金融界仍据有一定地位,辛亥革命期间在董事虞洽卿影响下,积极为民军提供经费,当时义军所发军饷," 大半由信成银行和四明所输出",但也占用了银行大笔资金。为了振兴业务,孙衡甫决定停发股东红利,将余钱存入长源户,以积累还债资金。四明的不景气状况持续了近两年,1913年以后,上海开始拆除城垣,填平城壕,兴建房屋,城厢一带市面逐渐兴旺,地价大增,四明过去倒帐中曾押没不少城壕基地,陆续变卖,获利甚丰,银行就此有了转机。

1916年由于各项措施得力,银行业务有了起色,逐渐发展为上海金融界名列前茅的银行之一,营业种类进一步扩大,包括买卖有价证券及生金银等,1918年成为上海银行公会12家发起人之一。1919年四明增设汉口分行。1921年9月总行迁入上海北京路240号三层新大厦,和浙江兴业银行正好对峙于江西路东西两角,成为轰动一时的盛事。1926年该行长源户已积存168 万余两,于是于次年补足股本150 万两。 同年设南京下关办事处。1928~1929年该行曾一度由盛炳伟任总董。

1930年设南京分行和总行房地部,从此大规模开展房地产业务。同时还清老帐,撤消长源户。1931年5月10日该行改选董事为王心贯、孙衡甫、 虞洽卿、李咏裳、周仰山、俞佐庭、李叔明,同时修改章程,议决今后该行记账法由旧式簿记改为新式簿记,并新立科目,各帐由新董事会审核;原由商业部主持的发行业务改归独立,发行分开,定期向各报公布(7)。 同年该行在上海南市设立支行。1933年废两改元,该行改资本为国币225万元, 并设立了四明储蓄会。1934年设立了上海西区、城区支行。

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及接连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白银风潮,造成了工商萧条、金融动荡,中国经济极度恶化,房地产业开始萧条,在此情形下,四明银行以往经营中所潜藏的许多隐患总爆发,将它带入了崩溃的边缘。由于四明的资金大量投入房地产和有价证券,逐渐显得资金呆滞,周转不灵。此时官僚资本为扩张金融垄断势力,把四明作为掠夺对象,1935年6月, 中央银行在财政部长孔祥熙指使下分批派人执四明钞票去挤兑,而四明银行已非宁波人独有的银行,在宁波人中失去了早期具有的号召力,加之四明不象"南三行"、"北四行",未能与其他金融机构缔结良好的盟友关系,因此当危机来临时,四明无力支撑,再三请求财政部予以维持,但孔祥熙坚持要孙衡甫退出四明,经虞洽卿等人从中周旋,结果1936年6月孙以病为由辞去总经理一职,由叶琢堂继任作为过渡。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撤销各商业银行发行权,限期收回已发行的纸币,四明欠缴发行准备金1309万元,筹措无门,只得领用中央银行垫款作为收回钞票基金,进一步被官僚资本控制。1936年5月四明商股仍想作最后一次努力,决议增资400万元,但众股东们负债累累已无余力增资认股。

同年10 月董事长孙衡甫不得不再次请求财政部派人"设法维持整理",在孔祥熙授意下,中央银行南京分行经理李嘉隆担任了四明总经理,他迅速主持对四明财产的清查,经查四明实际亏损2469万元,资不抵债,决定停发旧股红利,原有商股折减为337500元,另由财政部拨复兴公债3662500 元作为"官股",合成400万元,1937年2月财政部批准此议,同时指派财政部税务署署长吴启鼎兼四明董事长,孙鹤皋、徐继庄、吴震修、孙竹屿、李听根为"官股"董事,商股董事为俞佐庭、李赞候、李叔明、朱守梅,虞洽卿退而为商股监察。从此四明与中国通商、中国实业、中国国货银行同称为"官商合办"的"小四行"。至于孙衡甫,财政部以他亏空行款2000余万元,股本不抵欠款,以股本抵债为由,取消了他的股东、董事资格。

四明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后不久,即发生了抗日战争,该行位于沿江、沿海战区的分支机构迭遭重创,纷纷裁撤。孤岛时期,投机猖獗,该行增设外汇部并在香港设立不对外的营业处由董事长吴启鼎主持买卖外币,另任孙鹤皋为代总经理留沪主持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行总行迁往重庆,后相继在成都西安、兰州等大后方设立分支机构。留沪银行在日军操纵之下于1943年改组继续经营,由原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李思浩任董事长,孙鹤皋为总经理。

战后,吴启鼎随总行返沪,对该行各分支机构进行了整理。该行成为吴启鼎等官僚的囊中物,大量资产被亏损或中饱私囊。1947年,吴启鼎因渎职舞弊被财政部撤职,另任交通部长俞飞鹏为董事长,原常务董事俞佐庭为总经理。1948年国民党政府改革币制,四明调整资本,将原有资本折为金圆券100万元,另增资本共达金圆券200万元,此时"官股"已占95%以上。时该行有上海、南京、宁波、汉口、重庆、成都、西安7分行,苏州、杭州等11个支行, 但因工商业停顿,放款收缩,利息支出,经营状况极端恶化。解放前夕,陕西、绍兴两行因营业清淡,先后暂停业务。后该行在台北成立办事处,撤逃了不少资金。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该行"官股"部分, 1949年10月增资为人民币8亿元。政府股占94.73%。1950年6月再度增资达20亿元。后该行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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