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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者

在我独处的时候,任何音乐都是噪音。可是只要静下来,我满脑子都是音乐。它们来自野地,求自草丛,来自池塘。因为这种声音,多年来,我一直抵御城市生活的侵入,我人在城市,心却一直沉在乡村,我像一只永远无法停靠的小船,在城与乡之间艰难往返,最终,我听到的是一个疲倦的灵魂不倦的歌唱。这,便是这本书《歌者》。

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家--孙惠芬作品。小镇上有"我"的隐秘家园,家门前站着"我"的守护神--母亲 ,"我"与城市之间、与乡村之间欲近不能、欲说还休的感情。一本书写女人与母亲、女人与男人的深刻关系的诗性小说。

孙惠芬,1961年生于辽宁庄河,曾当过农民、工人、编辑,出版小说集《孙惠芬的世界》《伤痛城市》《城乡之间》《民工》《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岸上的蜻蜒》,长篇散文《街与道的宗教》,长篇小说《歇马山庄》《上塘书》《吉宽的马车》等。曾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文学新人奖",长篇小说《歇马山庄》获辽宁第四届曹雪芹长篇小说奖,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中篇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舞者

歌者

一树槐香

四季

燕子东南飞

跟母亲最初的告别,与母亲跟我讲述的一段故事有关。那个故事在我心里封存了三十多年。那个故事就像藏在地下的一个泉眼,不时地在我心里涌动,打开心的缝隙俯首探望,它深不见底,却能照见我的面庞,母亲的面庞,奶奶、父亲、二娘、四婶的脸庞。那个故事发生在母亲靠近四十岁的年龄。母亲在那个年龄里一连生了十个孩子却死了六个孩子,连续的生养和死亡把母亲的身体搞得极其虚弱,母亲希望生养一个女孩。当然连续生养并不是母亲的要求,母亲没有办法不去生养,就像母亲没有办法不让门前的梨树扩权发芽。但是那时,母亲有一个比盼生女孩更重大更切实的盼望,那就是拥有一双过膝袜子。

在我七岁那年春天的那个下午,在屯街的石碾旁边帮母亲碾谷子的时候,我知道了多少年以前,母亲比盼我更强烈地盼望过一双过膝袜子。当时父亲推一车粪从街西过来,听到压碾子的声音停了下来。父亲四十岁开始视神经萎缩,五十岁双目失明,他在碾道旁停下来是因为感知了我和母亲的气息。父亲在双目失明后感觉和嗅觉相当灵敏。父亲站在那,眼睛空洞而专注地注视我们我想,大概从我出生那天起,父亲就没清楚地看过我长得什么样子。我跑到父亲身边,把脸伸给他,让他抚摸。父亲笑了,我闻到父亲笑的气味。父亲走后,母亲冲父亲说,看什么看,一辈子不能给女人做主,老婆连双过膝袜子都捞不着穿。那时我并不知道过膝袜子为何物,也不明白捞不着过膝袜子穿怎么就那么地使母亲心疼,我只是看到母亲在说这话时,嘴撅得很高,好像这件事确实构成父亲的罪行。父亲那时正被当成“投机倒把”分子批斗,人们都说他有罪行。就是那个春天的下午,七岁的我一边赶着推碾子的毛驴,一边问母亲,什么是过膝袜子,父亲为什么不给你穿。母亲说,三十八岁那年,父亲做买卖倒了一次过膝袜子父亲一直卖大布,那是唯一一次卖袜子。母亲说袜子拿回来大家都感到很稀奇,奶奶、二娘、母亲、四婶都聚在一边看。可是当时,奶奶从麻袋里抽出两双,甩给二娘一双四婶一双,唯独没给母亲。我问为什么?母亲停了好久,母亲木木地看了一会儿拉碾子的驴子,母亲说,还不因为你二娘和你四婶是从青堆子小镇娶来的媳妇。

青堆子小镇,那是当时我在山咀子乡村能够知道的唯一的外面的世界,我跟父亲和大嫂到那里赶过集,那里热闹、繁华,像电影里的北京城。可是,自从过膝袜子和青堆子小镇发生联系,我才第一次清楚它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分量。母亲不会知道,就是我七岁那年春天的那个下午,那个过膝袜子和青堆子小镇在我意识里发生微妙联系的下午,我在心里暗暗下着决心,等我长大,一定做小镇上的女人,要让奶奶高看一眼,要为母亲在奶奶面前争气。

母亲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二娘和四婶穿上那双过膝袜子之后是什么样子,可是自从我知道这个故事,我的眼前就常常有四条白白的腿在老家的屯街上晃动,并且老家屯街的背后,申家的四合院里,还有一双沉郁、羡慕的眼睛。到有一天我在《七十二家房客》电影里看到那是肉色的丝袜,在旗袍的开启处直接伸进大腿,跟裤子一样长,我明白了母亲三十八岁之后再也没有穿过旗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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