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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钧衡

戴钧衡(1814-1855),字存庄,号蓉洲,桐城孔城人。少时聪慧绝伦,才华早具,写诗撰文颇有才气。 20多岁时恃才自负,刻印了自编的《蓉洲初稿》传世,当时见到这初稿的人,都惊叹不已,说他是个奇才

戴钧衡(1814-1855),字存庄,号蓉洲,桐城孔城人。少时聪慧绝伦,才华早具,写诗撰文颇有才气。 20多岁时恃才自负,刻印了自编的《蓉洲初稿》传世,当时见到这初稿的人,都惊叹不已,说他是个奇才。

这本初稿传到了家乡大学者方东树的手中,方先生看了以后笑说:“十年以后,等他的学识磨炼到一定火候的时候,会自责的。”

此时,方先生正在研究诗学, 著了一部诗论--《昭昧詹言》,这部诗论代表着桐城派的诗论观点。戴钧衡从传抄中得以阅读了这部书,潜心钻研了三年,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写过一首诗。 他从方先生诗论中得到了启示,省察到自己从前所做的诗,实在太草率了,于是收回以前所刻的《蓉洲初稿》。踵府拜见方先生,请方氏收归门下。

钧衡在方氏门下攻读以后,学识大进,文笔精纯。道光二十九年(1849),先生年三十六,赴南京乡试,中了举人。此后,携诗文谒见京都显宦大吏。当时侍郎曾国藩、吕贤基、通政罗悖衍、给谏陈庆镛等京官都愿意和他交友。其中曾侍郎更加赏识先生。

他在京都逗留了一段时间,回到乡里后,更加笃志治学,想从经籍中寻找经世致用的道理。他在研读《尚书》时,认为秦代的伏胜,汉代的欧阳生、大小夏侯、马融、郑玄,三国的王肃,隋代的顾彪等学者对《尚书》的解说,从现存的资料来看,大都没有超过《孔传》的范畴,倒是后起的宋代几位大家的见解却有独到之处。不过他们对《盘庚》等篇的解说都有失误。于是他广泛搜集前人疏注,去伪存真,写了《(书传)补商》十六卷。刊印后献给当时的名流学者。曾国藩得此书后,虽在军旅之中还时时诵读,称赞这部书写得好,发前人之所未发,能够帮助读者解疑释难。

戴氏师事方东树日久,深得桐城派旨要,以继承桐城派文统为己任。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推许他说:“在桐城者有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嬗之后进,义无所让也。”戴钧衡为使桐城派发扬光大,与邑人苏悖元重订《望溪文集》,这部文集比照初集,篇目增加了一倍以上。汇编后戴氏又写了《重刻方望溪先生全集序》,序中推崇方苞是继唐宋八大家和明归有光之后振兴古文的领袖人物,而且在某些方面方氏对比八家与归有光,有过之无不及。他说:“我朝有天下数十年,望溪方先生出,其承八家正统,就文境核之,亦与熙甫(归有光的字)异境同归;独其根柢经术,因事著道,油然浸溉乎学者之心,而羽翼道教,则不惟熙甫无以及之,即八家深道如韩、欧者,亦或犹有憾焉。”他又以桐城文论、诗论标准,与乡贤方存之选编了《桐城文录》;与友人文汉光编辑了《古桐乡诗选》。经过他们的整理选辑,使桐城先贤大量的诗文珍品得以流传后世。

当时戴名世文章仍在禁书之列,无人敢于问津。钧衡甘冒清廷大忌,搜集戴名世遗篇,汇为《潜虚先生文集》。他在集目序中推崇名世说:“余读先生之文,见其境象,如太空之浮云,变化无迹;又如飞仙御风,莫窥行止。”说他可以直追庄周、李白、司马子长;又说:“足与望溪齐名。”

钧衡不仅关注桐城文化,也极其重视桑梓教育。 道光二十年 (1840),与同里文聚奎、程恩绶等社会名流在桐城县东三十里孔城中街创建桐乡书院,推举廪生十数人任董事,募捐得大钱9000串零9820文,兴建校舍五幢,购置田产十数处,于道光二十一年开课。钧衡亲自主持校政,登堂讲学。每年大课考试两次,每月小课考试一次,考试成绩优异的,发给奖钱1600文,优秀诗文由书院汇采刊刻。书院学生赴县考试屡居案首。戴氏对成绩优异的学生备加爱护,住院修业的,如生员测试三次超等,童生测试三次前十名的,每月资助膏火纹银五钱。书院生监赴金陵参加三年一度的乡试者,每人每科资助30000文。桐乡书院创建未到三年,成绩卓著,颇负盛名,桐、舒两县士子负笈来游的有数百人。当时主持安徽学政的罗悖衍曾于道光二十六年(1847),督学桐城,看了《桐乡书院课艺》和《桐乡书院志》以后对桐乡书院倍加赞赏,说他们能“务根柢,而崇正学”。道光三十年(1850),罗氏升任通政使(后为户部尚书),撰写《桐乡书院记》褒扬戴钧衡等人兴办教育卓有成效。《桐乡书院记》罗尚书的亲笔碑刻至今犹存于孑L镇中心小学院内。

戴钧衡写了一部《桐乡书院志》,对书院的兴建、课业、考查、奖励都记载得十分详实,为安徽省不可多得的书院志书。

桐乡书院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 新学堂成立才告废止。戴氏在书院中所兴建的旷怀园和漱芳精舍故址,至今依稀可辨,所建的朝阳楼至今完好无损,现为桐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戴钧衡不仅是一位饱学鸿儒,还有经纬治世之才。清咸丰帝施行新政,广开言路,他列举了当时国家利弊,请在京人士代呈,恰逢太平天国起事,所呈各款,清廷无暇及此。

太平军破岳阳,战舰沿江而下,占领安庆,进逼桐城。戴氏惑于清廷宣传,敌视太平军,赴临淮避乱兼请援军。 不多时,桐城被攻陷,妻小死于兵厄。当时先生客旅怀远,闻讯呕血而死,时年四十有三。遗骨葬于孔城镇红庙村丁家冲。曾国藩为题墓碑“大清举人戴君存庄之墓”,现为桐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著有《味经山馆诗文钞》、《公车日记》、《杂记》等刊行于世。《清史稿》有传。

先生远离邪佞,为人正直不阿。他在文集里多次阐明了他的做人准则。他于所撰的《朱建论》中,先简述西汉朱建本是一位正直的官员,不与邪僻之人交友,后来母死无钱治丧,接受了佞臣审食其的馈赠,并为审食其消灾弭祸。文帝诛杀审食其,朱建也畏罪自刎。戴氏在文章中发表感慨说:“呜呼!以百金之故,丧名失节,遂杀其身,士君子取与之间,宜何如哉?”这篇文章既是劝戒了当世士人,也是自戒自励的一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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