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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力

凝聚力是指群体成员之间为实现群体活动目标而实施团结协作的程度,所谓群体是指人的集合,包括家庭、朋友、单位、集体、阶级、民族、国家等等。凝聚力外在表现于人们的个体动机行为对群体目标任务所具有的信赖性、依从性乃至服从性上。

整体配合效能是指群体成员实施整体配合的效率和能力。从士气的内在表现来讲,行动依据是士气来源方的中层次级别的信心状态,它表现为在行动过程中群体成员对实施整体配合的效率和能力的认知、情绪和意识的相应统一。《孙子兵法》军争中说:“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这里的“治(严整)”与“静(肃静)”就是群体成员在群体行动中具有整体配合效能的典型表现。

群体成员整体配合的效能是在群体成员整体配合能力的基础上,通过首脑机关的组织控制和组织调节而实现的。同时,在这一组织控制和组织调节中,由于必须有相应的物质条件作为保障,才能使首脑机关和群体中各部分真正实施和完成其整体配合的企图。所以,整体配合的效能可分为整体配合能力、组织控制效能、物质条件完备效能三个方面。

归属心理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对某一团体、群体的认同程度。从士气的内在表现来讲,归属心理是中层次的态度状态,它表现为对涉及某一特定群体的认识、情感和意向的相应统一,其典型表现为人们对某社会群体及其个人的亲近、爱护甚至热爱的情感倾向。群体成员在群体活动中,如果他们对相应群体缺乏高度的归属心理,则就很难使其产生为这一群体事业而付出牺牲的精神。

例如1942年1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军以四个师团的兵力于马来西亚击溃英军后,集结攻打英军的新加坡要塞。1945年2月11日日军将领山下奉文大将用飞机向兵力多于他两倍,而且武器精良、有充足的粮食和库存饮水的英国守军散发投降书。英军此时已经是被日军吓破了胆,兵无斗志,失败情绪浓厚,大敌当前许多官兵还在大吃大喝地及时行乐。大部分英军官兵当时在内心事实上已经是丝毫不愿意与日军打仗,有一个英军军官甚至还用粉笔在一个大饭店的墙上写道:“英国人归英国人,澳大利亚归澳大利亚人,马来亚那个混蛋要就归谁”。1942年2月15日,英军司令帕西瓦尔中将在投降书上签了字,新加坡这个举世闻名的“狮子之城”就这样被日军兵不血刃地占领。

英军官兵这种精神状况在二次大战中的其它战场是很少有的,即使是在迫临英国存亡的“不列颠之战”,英国空军仍然以弱小的空军实力击退了德国航空兵团的进攻。守卫新加坡的英军之表现之所以会如此差劲,则是由于英国长期对外实施殖民主义政策,殖民地英军官兵在思想中没有在思想意识上将抗击日军纳入世界反法西斯事业中,根本不愿意为坚守非英国本土的新加坡拚命。所以说:“心中有爱才会有德”,没有在共同目标利益基础上的“爱心”的培养,是不会产生遵守道德的自觉性的。

归属心理按群体的大小和种类依次可分为:对亲属朋友的归属心理、对政治群体的归属心理、对国家民族的归属心理等等。

群体成员凝聚力的来源在于群体成员的整体配合效能与归属心理对立统一。凝聚力的反面为影响群体协同配合的散漫性,散漫性具体表现为对权威的抵触、妄自尊大、甚至在群体行动中自行其是,但有时也具体表现为对权威或群体的盲从等这类行为上。凝聚力散漫性的原因可归之于过于自我、自大和自私三个方面。首先,过于自我是指群体成员实施群体责任目标的责任心自觉性虽然很强,但却只是一味地追求干好自己任务工作,而不能与他人很好地协同配合,这属于自觉性向凝聚力过渡的问题;其次,自大是指过于夸大自己的单位的作用而轻视群体的力量,这也就是凝聚力层次的骄傲心态;最后,自私是指群体成员只考虑自己的单位的愿望和近期要求,而不为整体和长远的目标着想,这也就是凝聚力层次的焦躁心态。

例如1523年6月14日,德国西南部土瓦本地区的农民由于不堪忍受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在“新教兄弟会”的领导下愤而起来造反。由于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皇帝把各个诸侯国的精锐兵力抽去占领意大利,所以土瓦本地区的诸侯贵族在军事实力空虚的情况下,不得不先答应农民军的全部要求。但当农民军放下武器回到家园后,贵族们便又乘机出兵镇压农民军战士。于是农民们愤怒之下,集结了四、五万人准备向诸侯贵族发起总攻。这时贵族们又甩出要求谈判的老技俩,农民军虽然已不相信贵族,但由于春耕季节已经来临,农民们都想早日结束战争回家种地,所以只得坐下来谈判。离谈判日期只有两天时,封建主雇佣的雇佣军便向农民军猛扑过来,但却遭到农民军更坚强的抗击和围攻,封建贵族们见势只得不情愿地在协定书上签了字。协定书签订后,许多农民军战士没等去谈判的起义领袖回来便一哄而散,纷纷地回去准备春耕。于是封建主的雇佣军便背信弃义又一次乘机反攻,对已分散回家的农民军战士进行了血腥镇压,从而使历时一年多的土瓦本地区的农民起义终于失败。

在这一例子中,土瓦本的起义农民虽然具有共同努力以摆脱封建压迫的愿望,且他们明知封建主是不会守信义的,但是由于他们急于“春耕”的焦躁心理,促使他们宁愿去相信与封建主的一纸协议。

由上可知,就骄傲和焦躁心态的产生来说,整体配合效能与归属心理是对立的关系,但就士气的产生来讲这两者又是统一的互相依赖关系,在又对立又统一的状况下整体配合效能与归属心理必须相等,若整体配合效能与归属心理不相等从理论上说就不会产生凝聚力。

群体成员的“共同责任权益意识”就象机器的按纽、灯泡的开关一样,是触发等值的整体配合效能、归属心理相结合形成群体凝聚力的意志过程。这正如《孙子兵法.九地》中所说:“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可如率然乎?曰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济而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马埋轮,未足恃也。齐勇若一,政之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群体成员的“共同责任权益意识”并不是利益心理中的社会利益心理,虽然他们两者都是在共同利益责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社会利益心理的建立是一种态度是一种个性心理特征,一旦形成具有稳定性;而“共同责任权益意识”的建立则是一种意志过程,是一种触发的暂时结果。

与社会利益心理的稳定性相反,正因为“共同责任权益意识”只是附合于现实共同利益而产生的,所以一般来说群体成员的“共同责任权益意识”具有很大的投机性。比如三国时期,曹袁交兵,袁绍的儿子袁尚、袁熙兵败后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公孙康正害怕曹操乘胜来攻,于是便接纳二袁以协助其抵御曹军。曹操料到二袁非公孙康所能驭服,采用了隔岸观火的策略,对公孙康有意不动兵力。公孙康见曹操对已无进攻之意,使得其自己反倒又怕二袁反过来吞并自己。于是便假设宴席,杀死了袁氏兄弟,并将二袁头颅送给曹操表示臣服。

“共同责任权益意识”具有投机性的原因就在于缺乏牢固长远的基础,而激发群体成员的“共同责任权益意识”较为牢固长远的基础在于将群体行动的目标与群体成员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或者是将群体成员的利益与群体总的根本目标利益联系起来。所以,“共同责任权益意识”原则上还是要以群体成员在土地、资本等生产资料分配制度基础上实现自觉自醒,实际上也就是以其“社会利益心理”为根基。例如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国土地革命战争中农民参军参战的原因,就是在于他们都自动自觉认识到一个共同的利益目标:保卫自己从贵族地主手中分得的财产和土地。

再比如一个股权分配制的例子,这一例子说明了怎么样在经济领域建立群体成员的“共同责任权益意识”:

曾是美国首富的石油大王保罗盖蒂,年轻时家境并不富裕,家里耕作着一大片收成很差的旱田。有时为了挖水井,田里会冒出黑浓的液体,后来才知道是石油。于是,水井变油田,旱田变油田,保罗盖蒂开始雇工开采起石油来。

保罗盖蒂没事便到各油井巡视,每次都看到有浪费现象且有闲人游逛,他总要把工头找来,要求消除浪费和闲人。然而,等下次再去时,浪费现象和闲人依然存在。保罗盖蒂百思不得其解:为何我不常来,都看得出浪费和闲人,而那些工头天天在此,却视而不见?而我再三告知,为何始终不见改善呢?

后来,保罗盖蒂遇到一位管理学家,便向他请教:专家一句话点醒了保罗盖蒂。他说:“那是你自己的油田。”保罗盖蒂醒悟了,立即召来各工头,向他们宣布:“从此油井交给各位负责经营,收益的25%由各位全权支配。”

从此,保罗盖蒂再到油井去巡视时,发现不仅浪费现象和闲人绝迹而且产量大幅增加。于是他也依约行事。由于如此高效率的经营,他才在后来的兼并风潮中未被收购,反而兼并了许多经营不善的油井,建成了自己的石油王国。

群体成员的“共同责任权益意识”虽然主要是群体成员在土地、资本等生产资料分配制度建立基础上自觉自醒的结果,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其他人的行为榜样、外界宣传感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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